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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是张之洞的名言

2023-08-28 20:12繁星中文网

这句是张之洞的名言

张之洞的名言精选

  1、平生有三不争:一不与俗人争利,二不与文人争名,三不与无谓人争气。

  2、兵之于国家,犹气之于人身也。人未有无气而能生者,国未有无兵而能存者。

  3、天下艰巨之事,成效则俟之于天,立志则操之在已民。志定力坚,自有成效可观。

  4、生齿繁,百物贵,仅树五谷,利薄不足以为养。古昔之农患惰,今之农患拙。

  5、鄙人性情,向来专作独任其难之事,尤专作费力不讨好之事。

  6、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中学考古非要,致用为要;西艺非要,西政为要。

  7、振兴教育,必先广储师范,师资不敷,学校何以兴盛。

  8、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

  9、鄙人立身立朝之道,无台无阁,无湘无淮,无和无战。其人忠于国家者敬之,蠹于国家者恶之,其事忠于国家者助之,害于国家者攻之。中立而不倚,论卑而易行。当病而止,而不为其太过,奉公而不为身谋,期有济而不求名。此则鄙人之学术也。

  10、鄙人有见必吐,有疑必争,有善必从,有错必改。

  11、驾驭人才之道,患其无欲,苟有所欲,便有可用。

  12、穷维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哀,其表在政,其里在学。

张之洞传阅读答案

  张之洞传

  张之洞,字香涛,直隶南皮人。少有大略,务博览,为词章,记诵绝人。年十六,举乡试第一。同治二年,成进士,廷对策不循常式。六年,充浙江乡试副考官,旋督湖北学政。所取士多俊才.游其门者,皆私自喜得为学途径。之洞以文儒致清要,遇事敢为大言。俄人议归伊犁,与使俄大臣崇厚订新约十八条。之洞论奏其失,请斩崇厚,毁俄约。疏上,乃褫崇厚职治罪。之洞耻言和,则阴自图强,设广东水陆师学堂,创枪炮厂,开矿务局。疏请大治水师,岁提专款购兵舰。复立广雅书院,武备文事并举。

  会海军衙门奏请修京通铁路,台谏争陈铁路之害,请停办。翁同称等请试修边地,便用兵;徐会沣请改修德州济宁路,利漕运。之洞议日:“修路之利,以通土货、厚民生为最大,征兵、转饷次之。今宜自京外卢沟桥起,经河南以达湖北汉口镇。此干路枢纽,中国大利所萃也。河北路成,则三晋之辙接於井陉,关陇之骖交于洛口;自河以南,则东引淮、吴,南通湘、蜀,万里声息,刻期可通。其便利有数端:内处腹地,无虑引敌,利一;原野广漠,坟庐易避,利二;厂盛站多,役夫贾客可舍旧图新,利三;以一路控八九省之衢,人货辐辏,足裕饷源,利四;近畿有事,淮、楚精兵崇朝可集,利五;太原旺煤铁,运行便则开采必多,利六;海上用兵,漕运无梗,利七。有此七利,分段分年成之。”得旨报可,遂有移楚之命。大冶产铁,江西萍乡产煤,之洞乃奏开炼铁厂汉阳大别山下,资路用,兼设枪炮钢药专厂。由是湖北财赋称饶,土木工作亦日兴矣。

  时国威新挫,朝士日议变法,废时文,改试策论。之洞言:“废时文,非废五经、四书也,故文体必正,命题之意必严。否则国家重教之旨不显,必致不读经文,背道忘本,非细故也。今宜首场试史论及本朝政法,二场试时务,三场以经义终焉。各随场去留而层递取之,庶少流弊。”

  二十八年,充督办商务大臣,再署两江总督。有道员私献商人金二十万为寿,请开矿海州,立刻罢之。德宗暨慈禧皇太后相继崩,醇亲王栽沣监国摄政。议立海军,之洞言海军费绌,可缓立,争之不得。移疾,遂卒,年七十三,朝野震悼。赠太保,谥文襄。

  之洞短身巨髯风仪峻整莅官所至必有兴作务宏大不问费多寡。爱才好客,名流文士争趋之。任疆寄数十年,及卒,家不增一亩云。

  [注释]井陉、洛口,皆地名,当时最繁华的商业集散地。

  9.对下列句子中加点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A.少有大略,务博览,为词章,记诵绝人绝:超过

  B.成进士,廷对策不循常式廷:朝廷

  C.南通湘、蜀,万里声息,刻期可通声息:音信消息

  D.以一路控八九省之衢,人货辐辏辐辏:集中

  10.全部表现张之洞“遇事敢为大言(独到的见解)”的一项是()

  ①之洞论奏其失,请斩崇厚,毁俄约②修路之利,以通土货、厚民生为最大③朝士日议变法,废时文,改试策论④故文体必正,命题之意必严⑤有道员私献商人金二十万为寿,请开矿海州,立刻罢之⑥之洞言海军费绌,可缓立

  A.①②④B.②③⑥C:①③⑤D.④⑤⑥

  11.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不正确的一项是()

  A.张之洞致力于国家主权的独立,坚决制止了崇厚与俄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军备防务和文教事业同时并举,谋求国家的强盛。

  B.张之洞力主修筑铁路,以运送货物,发展经济。建议修筑一条贯穿南北的枢纽干道,并充分论证了修筑这条铁路的效益及有利条件。

  C.张之洞主张科举取士,反对废除“四书”“五经”,认为如果不读经典,必然导致国家教育背离正道,这显示了他思想上的保守。

  D.张之洞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为官数十年,颇有作为,清正廉洁,不治家产,而且保护人才,在名流文士中有良好的口碑。

  12.把原文中划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8分)

  (1)所取土多俊才,游其门者,皆私自喜得为学途径。(4分)

  (2)河北路成,则三晋之辙接於井陉,关陇之骖交于洛口。(4分)

  13.用“/”给文中划波浪线的一段话断句。(5分)

  之洞短身巨髯风仪峻整莅官所至必有兴作务宏大不问费多寡

  参考答案:

  9.B(廷:名词用作状语,解释为“廷试时”) [来源:学&科&网]

  10.A(③是“朝士的.言论”;⑤表明张之洞的清廉刚正,而不是表现他“敢于大言”)

  11.C(主张“科举取士”在原文中找不到依据,“思想保守”分析也不符合原文主旨,属于无中生有)

  12.⑴所录取的人士很多是杰出的人才,被他录取,成为他门生的人,都暗自高兴能够从他那儿获得做学问的途径。(“取”“游”“途径”各1分,大意正确1分)

  ⑵一旦黄河以北铁路建成,三晋的道路就可以和井陉连接,关中、甘肃的车马货物就可以聚集到洛口。(“河北”“辙”“骖”各1分,大意正确1分)

  13.之洞短身巨髯/风仪峻整/莅官所至/必有兴作/务宏大/不问费多寡(之洞短身巨髯,风仪峻整。莅官所至,必有兴作。务宏大,不问费多寡。)(每正确断开一处给1分,共5分)

  附参考译文:

  张之洞,字香涛,是直隶南皮人。年轻时就有远大的谋略,努力博览群书,写文章,记忆背诵的本领超出其他人。十六岁时,考中乡试第一名。同治二年,考取进士,廷试时回答皇帝的策问不遵循常规。同治六年,任浙江乡试的副考官,不久任湖北提督学政。所录取的人士很多是杰出的人才,被他录取,成为他的门生的人,都暗自高兴能够从他那儿获得做学问的途径。张之洞以一个文士儒生而得任职务清贵、掌管重要 机务的官职,遇事敢于发表别人所不敢说的见解。俄国人提出就伊利问题进行谈判,与出使俄国的大臣崇厚签订了新十八条。张之洞上奏抨击条约的错误,请求斩崇厚,毁弃与俄国签订的条约。奏疏上达,朝廷于是革了崇厚的职并将他治罪。

  张之洞对言和感到羞耻,就暗自努力谋求国家的强盛,设立广东水陆学师堂,创建枪炮厂,开办矿务局。上疏请求大规模训练水师,每年提拨专款购买军舰。又成立广雅书院,军备防务和文教事业同时展开。

  当时海军衙门奏请修筑京通铁路,台谏官员纷纷陈述铁路之害,请求停办。翁同龢请求在边远地区试着修筑,以便于用兵;徐会沣请求改修德州至济宁之路,以利漕运。张之洞建议说:“修路之利,应以疏通各地物产、造福百姓生活为最重要,征兵运饷次之。现在应该从京城外的卢沟桥开始,经河南到达湖北汉口镇。这是干线枢纽,中国大利聚集之地。一旦黄河以北铁路建成,三晋的道路就可以和井陉联接,关中甘肃的车马货物就可以聚集到洛口。自黄河以南,向东联接安徽、江苏,向南接通湖北、四川,万里之外的音讯消息,短时间内便可通达。其利之处有几个方面:铁路处于腹心内地,不担心会引敌而入,是第一利;铁路所经之处原野广阔,容易避开坟地房屋,是第二利;铁路沿线工厂多车站多,做工和经商的人可以舍弃旧行当,得到新生计,这是第三利;以一条铁路带动八九个省份的交通主道,商人货物集中,足可以充裕粮饷的来源,这是第四利;京师附近有意外事变,安徽、湖北精兵一个早晨便可聚集,这是第五利;太原富产铁煤,如果运输便利,则开采必然就多,这是第六利;如果海上有战争,向京城运粮的依然可畅通无阻,这是第七利。有这七利,分段分年来修筑便可建成。”得到皇帝圣旨批复同意,于是有了把张之洞调往湖北的任命。大冶出产铁,江西萍乡出产煤,张之洞就奏请在汉阳大别山下开设炼铁厂,资助修建铁路的费用,同时创办枪炮和火药厂。从此湖北财务赋税称得上富饶,土木工程也一天天兴旺起来了。

  当时国威刚刚受挫,朝中之士每日商议变法,废除八股文,改试策论。张之洞提出:“废除八股文,并非废除‘四书’‘五经’,因此,问题仍然必须端正,命题之意必须严格。否则,国家重视教化的宗旨便显不出来,必定导致不读经文,背离正道忘却根本的后果,这并不是小事啊。现在应该首场考试史论及本朝政法,第二场考试当前国家大事,第三场以考试经书要义结束。分别随场决定去留,层层顺次录取,这样便可减少流弊。”

  光绪二十八年,张之洞出任督办商务大臣,再次代理两江总督。有一个道员偷偷地代替商人送二十万两银子给张之洞祝寿,请求在海州开矿,张之洞立刻上疏弹劾罢免了这个道员。他考察盐法的利弊,设置兵船缉拿私自贩盐的商人,每年征收盐税都有盈余。德宗皇帝与慈禧太后相继驾崩,醇亲王载沣代理国政,讨论建立海军,张之洞说设立海军经费不足,可延缓建立,经过努力后,他的意见仍未被采纳。他称病辞职,不仅就去世了,享年七十三岁。在朝和在野的人都震惊悲恸。被赐予太保衔,谥号文襄。

  张之洞身材矮小,胡须浓密,风度仪表严峻整洁。任官所到之处,一定有工程兴建。务必使规模宏大,而不管费用多少。爱护人才并好客,当时社会上的知名人士和文人学士都争先恐后地和他交往。担任地方高级官员几十年,到逝世时,家中却没有增加一亩田产。

张之洞失礼的名人故事

  张之洞 (1837-1909)是清末洋务运动的重要人物,他在兴办民用工业方面颇多建树。他先后创办了湖北织造局、汉阳铁厂,汉阳铁厂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钢铁厂。他还创办了教授近代科学文化的两广书院。

  张之洞生于官宦世家,从小饱读诗书,颇有学识。据传,同治二年(1863年),他参加殿试对策。当时,他掘弃一切格式和忌讳畅论时事,很得阅卷官赏识,欲点他为状元,后因慈僖干预,得了个第三名。

  张之洞常年宫居高位,又满腹经纶,故自命清高。他喜欢与文人名士交往,对僚属多不放在眼里,属下多有不满,但又都无可奈何。有一位布政使颇有点名气,但也是张之洞的'下级,也不为张之洞尊重,张多次对他失礼。这位布政使对张十分不满。有一次,他又去总督府拜见张之洞,谈完公事之后,向张之洞告辞。按清朝官场礼仪,张之洞应将布政使送至仪门,但张之洞送到门厅就止步停下了。这时布政使回过头来,故作神秘地对张之洞说:“请大人多走几步,下官还有儿旬话要告诉你。”张之洞认为布政使另有重要内容要说,就又陪着他走了一段路,还不见布政使开口,这时两人己走到仪门,张之洞不耐烦地问道:“你不是有话对我说吗?”布政便有点得意地说:“其实我只想告诉大人,按照礼仪制度,总督应该将布政使送到仪门,现在大人既以按规定把我送到仪门,就请你留步吧。”说完长揖施礼而去。张之洞听罢,气得说不出话来,但又不好发作,因为这位布政史所为符合清代官场礼仪的。

张之洞劝学篇

  张之洞劝学篇是对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基本纲领的一个总结和概括,历来评价甚高。下面我们在好好阅读一下吧。

  序

  昔楚庄王之霸也,以民生在勤箴其民,以日讨军实儆其军,以祸至无日训其国人。夫楚当春秋鲁文宣之际,土方辟,兵方强,国势方张,齐晋秦宋无敢抗颜行,谁能祸楚者!何为而急迫震惧,如是之皇皇耶?君子曰:不知其祸则辱至矣,知其祸则福至矣。今日之世变,岂特春秋所未有,抑秦汉以至元明所未有也。语其祸,则共工之狂,辛有之痛,不足喻也。

  庙堂旰食,乾惕震厉,方将改弦以调琴瑟,异等以储将相,学堂建,特科设,海内志士,发愤搤捥,於是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於一。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夫如是,则旧者愈病新,新者愈厌旧,交相为愈,而恢诡倾危乱名改作之流,遂杂出其说以荡众心。学者摇摇,中无所主,邪说暴行,植流天下。敌既至无与战,敌未至无与安,吾恐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矣!

  窃惟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裹在学。不佞承乏两湖,与有教士化民之责,夙夜兢兢,思有所以裨助之者。乃规时势,综本末,著论二十四篇,以告两湖之士,海内君子,舆我同志,亦所不隐。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内篇九:曰同心,明保国、保教、保种为一义,手足利则头目原,血气盛则心志刚,贤才众多,国势自昌也;曰教忠,陈述本朝德泽深厚,使薄海臣民咸怀忠良,以保国也,曰明纲,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至教,礼政之原本,人禽之大防,以保教也:曰知类,闵神明之胄裔,无沦胥以亡,以保种也;曰宗经,周秦诸子,瑜不掩瑕,取节则可,破道勿听,必折衷於圣也;曰正权,辨上下,定民志,斥民权之乱政也;曰循序,先入者为主,讲西学必先通中学,乃不忘其祖也,曰守约,喜新者甘,好古者苦,欲存中学,宜治要而约取也;曰去毒,洋药涤染,我民斯活,绝之使无萌拚也。

  外篇十五:曰益智,昧者来攻,迷者有凶也;曰游学,明时势,长志气,扩见闻,增才智,非游历外国不为功也;曰设学,广立学堂,储为时用,为习帖括者击蒙也,曰学制,西国之强,强以学校,师有定程,弟有适从,授方任能,皆出其中,我宜择善而从也;曰广译,从西师之益有限,译西书之益无方也:曰阅报,眉睫难见,苦药难尝,知内弊而速去,知外患而豫防也;曰变法,专已袭常,不能自存也;曰变科举,所习所用,事必相因也;曰农工商学,保民在养,养民在教,教农工商,利乃可兴也;曰兵学,教士卒不如教将领,教兵易练,教将难成也;曰矿学,兴地利也;曰铁路,通血气也,曰会通,知西学之精意,通於中学,以晓固蔽也;曰非弭兵,恶教逸欲而自毙也,曰非攻教,恶逞小忿而败大计也。

  二十四篇之义,括之以五知:一知耻,耻不如日本,耻不如土耳其,耻不如暹罗,耻不如古巴,二知惧,惧为印度,惧为越南缅甸朝鲜,惧为为埃及,惧波兰,三知变,不变其习不能变法,不变其法不能变器:四知要,中学考古非要,致用为要,西学亦有别,西艺非要,西政为要,五知本,在海外不忘国,见异俗不忘亲,多智巧不忘圣。凡此所说,窃尝考诸中庸而有合焉。鲁弱国也,哀公问政,而孔子告之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终之曰:“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兹内篇所言,皆求仁之事也,外篇所言,皆求智求勇之事也。

  夫中庸之书,岂特原心杪忽校理分寸而已哉?孔子以鲁秉礼而积弱,齐邾吴越皆得以兵侮之,故为此言以破鲁国臣民之聋聩,起鲁国诸懦之废疾,望鲁国幡然有为,以复文武之盛。然则,无学、无力、无耻则愚且柔,有学、有力,有耻则明且强。在鲁且然,况以七十万方里之广,四百兆人民之众者哉?吾恐海内士大夫狃於晏安,而不知祸之将及也,故举楚事。吾又恐甘於暴弃而不复求强也,故举鲁事。易曰:“其亡其亡,系於苞桑。”惟勿亡,则知强矣。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南皮张之洞书。

  内篇:同心第一 教忠第二 明纲第三 知类第四 宗经第五 正权第六 循序第七 守约第八 去毒第九

  外篇:益智第一 游学第二 设学第三 学制第四 广译第五 阅报第六 变法第七 变科举第八 农工商学第九 兵学第十 矿学第十一 铁路第十二 会通第十三 非弭兵第十四 非攻教第十五

  内篇

  同心第一

  范文正为秀才时,即以天下为己任。程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于利物,于人必有所济。”顾亭林曰:“保天下者,匹夫虽贱,与有责焉。”夫以秀才所任,任者几何?一命所济,济者几何?匹夫所责,责者几何?然而积天下之秀才则尽士类,积天下之命官则尽臣类,积天下之匹夫则尽民类,若皆有持危扶颠之心、抱冰握火之志,则其国安于磐石,无能倾覆之者。是故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人人智其智,勇其勇,而天下强。大抵全盛之世,庠以劝学,官以兴能,朝廷明于上则人才成于下。艰危之世,士厉其节,民激其气,直言以悟主,博学以济时,同心以救弊,齐力以捍患,人才奋于下则朝廷安于上。昔春秋之季,周若赘旒,孔子诛乱贼,孟子明仁义,弟子布满天下,而周祚延二百馀年,七十子后学者,流衍益广。至西汉而儒术大兴,圣道昭明,功在万世。东汉末造,名节、经学最盛,李、郭之气类,郑康成之门人,亦布满天下,一时朝野多重操行、尚名义之人,故卓、操不能遽篡,而蜀汉以兴;诸葛隐居躬耕,而师友极盛。其人皆天下之豪杰,所讲明者天下之大计,故昭烈得之而成王业。曹魏迄隋,江北皆尚郑学,故北朝兵事纷纭,而儒风不坠。隋王通讲道河汾,门徒众盛,唐之佐命如房、杜、魏、薛,皆与交游,其书虽有夸饰,其事不能尽诬,房、杜辈非必门人也,故贞观多贤而民得苏息。唐韩子推明道原,攘斥佛老,尊孟子,赞伯夷,文宗六经,至北宋而正学大明,学统、文体皆本昌黎,由是大儒蔚起。宋代学术之中正、风俗之洁清,远过汉、唐,国脉既厚,故虽弱而不亡。宋儒重纲常,辨义利,朱子集其成,当时虽未竟其用,其弟子私淑亦布满天下,故元有许、刘、吴、廉诸儒,元虐以减。明尚朱学,中叶以后,并行王学,要皆以扶持名教、砥厉气节为事。三百年间,主昏于上,臣忠于下,明祚以延。咸丰以来,海内大乱,次第削平,固由德泽深厚、庙算如神,亦由曾、胡、骆、左诸公,声气应求于数千里之内,二贺〔熙龄,长龄〕、陶〔文毅〕、林〔文忠〕诸公,提倡讲求于二十年以前,陈〔庆镛〕、袁〔端敏〕、吕〔文节〕、王〔茂荫〕诸公,正言谠论于庙堂之上有以致之。是故学术造人才,人才维国势,此皆往代之明效,而吾先正不远之良轨也。

  吾闻欲救今日之世变者,其说有三:一曰保国家,一曰保圣教,一曰保华种,夫三事一贯而已矣。保国、保教、保种,合为一心,是谓同心。保种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国。种何以存?有智则存,智者教之谓也。教何以行?有力则行,力者兵之谓也。故国不威则教不循,国不盛则种不尊。回教,无理者也,土耳其猛鸷敢战而回教存。佛教,近理者也,印度蠢愚而佛教亡。波斯景教,国弱教改;希腊古教,若存若灭。天主耶苏之教,行于地球十之六,兵力为之也。我圣教行于中土,数千年而无改者。五帝三王,明道垂法,以君兼师,汉、唐及明,宗尚儒术,以教为政。我朝列圣,尤尊孔、孟、程、朱,屏黜异端,纂述经义,以躬行实践者教天下。故凡有血气,咸知尊亲。盖政教相维者,古今之常经,中西之通义。

  我朝邦基深固,天之所岉,必有与立。假使果如西人瓜分之妄说,圣道虽高虽美,彼安用之?五经四子,弃之若土苴;儒冠儒服,无望于仕进。巧黠者充牧师,充刚巴度,充大写〔西人用华人为记室。名大写〕。椎鲁者谨纳身税,供兵匠隶役之用而已。愈贱愈愚,愚贱之久,则贫苦死亡,奄然澌灭。圣教将如印度之婆罗门,窜伏深山,抱守残缺。华民将如南洋之黑昆仑,毕生人奴,求免笞骂而不可得矣。

  今日时局,惟以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为第一义。执政以启沃上心、集思广益为事,言官以直言极谏为事,疆吏以足食足兵为事,将帅以明耻教战为事,军民以亲上死长为事,士林以通达时务为事,君臣同心,四民同力,则洙泗之传、神明之胄,其有赖乎。且夫管仲相桓公、匡天下,保国也,而孔子以为民到于今受其赐。孟子守王道、待后学,保教也,而汲汲焉忧梁国之危,望齐宣之王,谋齐民之安。然则舍保国之外,安有所谓保教、保种之术哉?今日颇有忧时之士,或仅以尊崇孔学为保教计,或仅以合群动众为保种计,而于国、教、种安危与共之义忽焉。《传》曰:“皮之不存,毛将安傅?”孟子曰:“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此之谓也。

  教忠第二

  自汉、唐以来,国家爱民之厚,未有过于我圣清者也。请言其实:三代有粟米、布缕、力役之征,盛唐有租、庸、调三等之赋,最称善政,已列多名。以后秦创丁口之钱、汉行算缗之法、隋责有司以增户口、唐括土户以代逃亡,唐及五季、宋初有食盐钱,中唐、北宋有青苗钱,宋有手实法,金有推排民户物力之制,皆出于常例田赋、力役之外。明万历行一条鞭法,丁、粮尚分为二,明季又有辽饷、剿饷、练饷。至我朝康熙五十二年,奉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之旨;雍正四年,定丁银并入钱粮之制;乾隆二十七年,停编审之法。于是历代苛征,一朝豁除。赋出于田,田定于额,凡品官士吏、百工闲民,甚至里宅货肆、钱业银行,苟非家有田产、运货行商者终身不纳一钱于官。

  顺治元年,即将前明三饷除免;康熙中,复减江苏地丁银四十万;雍正三年,减苏松一道地丁银四十五万、南昌一道地丁银十七万;乾隆二年,减江省地丁银二十万;同治四年,减江南地丁银三十万、减江南漕粮五十馀万石、浙江漕粮二十六万馀石。初制已宽,损之又损,是曰薄赋,仁政一也。

  前代赐复蠲租,不过一乡一县。我朝康熙、乾隆两朝普免天下钱粮八次、普免天下漕粮四次。嘉庆朝复普免天下漕粮一次。至于水旱蠲缓,无年无之,动辄数百万。损上益下,合而计之,已逾京垓以上。是曰宽民,仁政二也。

  历代赈恤,见于史传者为数有限,或发现有之仓,或移民就食。宋河北之灾,富弼仅劝民出粟十五万斛,益以官廪;曾巩仅请赐钱五十万贯,贷粟一百万石。杭州之灾,苏轼仅请度牒数百道。本朝凡遇灾荒,仁恩立霈,动辄巨万。即如光绪以来,赈恤之举岁不绝书。丁丑、戊寅之间,晋、豫、陕、直之灾,赈款逾三千万金。此外畿辅、苏、浙、川、楚各省,每一次辄数百万或百馀万,从古罕闻。以今日度支之匮乏、洋债之浩繁,而独于赈恤之款虽多不惜,甚至减东朝之上供,发少府之私钱,出自慈恩,以期博济。是曰救灾,仁政三也。

  前代国家大工大役,皆发民夫行赍居送,官不给钱。长城、驰道、汴河之工无论矣,隋造东都,明造燕京,调发天下民夫工匠,海内骚动,死亡枕藉。以及汉凿子午、梁筑淮堰、唐开广运、宋议回河,民力为之困敝。本朝工役皆给雇值,即如河工一端,岁修常数百万,有决口则千馀万,皆发库帑。沿河居民,不惟无累,且因以赡足焉,是曰惠工,仁政四也。

  前代官买民物,名曰和买、和籴,或强给官价,或竟不给价,见于唐、宋史传、奏议、文集,最为民害。本朝宫中、府中需用之物,一不累民,苏杭织造、楚粤材木,发帑购办,商民吏胥皆有沾润。但闻商贾因承办官工、承买官物而致富者矣,未闻商贾因采办上供之物而亏折者也。子产述郑商之盟曰“无强贾,无丐夺”,于今见之,是曰恤商,仁政五也。

  任土作贡,唐虞已然,汉之龙眼荔支,唐之禽鸟,明之鲥鱼,皆以至微之物,而为官民巨害,其他贵重者可知。本朝此义虽存,所贡并无珍异,广东贡石砚、木香、黄橙、干荔之属,江南贡笺扇、笔墨、香药之属,湖北贡茶、笋、艾葛之属,他省类推,由官发钱,不扰地方。又如宋真宗修玉清昭应宫,所需木石、金锡、丹青之物,征发遍九州,搜罗穷山谷,致雁荡之山由此开通,始为人世所知,史书之曰:“及其成也。民力困竭。”宋徽宗兴花石纲,破屋坏城,等于劫夺。民不聊生,遂酿大乱。今内府上用,民不与知。是曰减贡,仁政六也。

  前代游幸最为病民,汉、唐、宋以来,东封西祀,四海骚然。若明武宗北游宣大,南到金陵,狂恣败度,尤乖君德。至于秦、隋,更无论矣。本朝屡次南巡,亦间有东巡、西巡之事,大指皆以省方观民为主,勘河工、阅海塘、查灾问民瘼、召试求人才,所过郡县必免钱粮。其桥道供张,除内帑官款外,大率皆出自监商,或豁免积亏,或予以优奖。至今旧闻私记,但道其时市廛之丰盈、民情之悦豫,从无几微烦扰愁苦之词。是曰戒侈,仁政七也。

  前代征伐多发民兵,汉选江淮之卒以征匈奴,唐劳关辅之师以讨南诏,田园荒芜,室家仳离,死伤过半,仅得生还。唐之府兵、明之屯卫,书生称为良法。然而本系农夫,强以战斗,征戍之苦,愁怨惨凄。司马温公尝论之矣,于忠肃尝改之矣。北宋签官军,刺义勇,练保甲,当时朝野病之。本朝军制不累农民,除八旗禁旅外,乾隆以前多用绿营,嘉庆以后参用乡勇。其人由应募而来,得饷而喜,从无签派之事。是曰恤军,仁政八也。

  前代国有大事,财用不足则科敛于民,汉、唐以来皆然,今土司犹仍其俗。即如宋宣和将伐辽,则派天下出免夫钱六千二百万缗〔见蔡条《铁围山丛谈》〕。宣和中创经制钱,绍兴以后又有经总制钱、月桩钱、板帐钱、折帛钱,岁得数千万缗,并无奖叙。明季用兵,初加辽饷,继加剿饷,又加练饷,共加赋二千万。果如此法,筹饷易耳。本朝每遇河工、军旅,则别为筹饷之策,不以科派民间。历年开设捐输,奖以官爵,并加广其学额、中额。朝廷不惜为权宜之策,而终不忍朘小民之生。是曰行权,仁政九也。

  自暴秦以后,刑法滥酷,两汉及隋,相去无几,宋稍和缓,明复严苛。本朝立法平允,其仁如天,具于《大清律》一书。一、无灭族之法;二、无肉刑;三、问刑衙门不准用非刑拷讯,犯者革黜;四、死罪中又分情实缓决,情实中稍有一线可矜者,刑部夹签声明请旨,大率从轻比者居多;五、杖一百者折责实杖四十,夏月有热审减刑之令,又减为三十二;六、老幼从宽;七、孤子留养;八、死罪系狱不绝其嗣;九、军流徒犯,不过移徙远方,非如汉法令为城旦鬼薪,亦不比宋代流配沙门岛,额满则投之大海;十、职官妇女收赎,绝无汉输织室,唐没掖庭,明发教坊诸虐政。凡死罪必经三法司会核,秋审句决之期,天子素服,大学士捧本,审酌再三,然后定罪,遇有庆典则停句减等,一岁之中,句决者天下不过二三百人,较之汉文帝岁断死刑四百,更远过之。若罪不应死而拟死者谓之“失入”,应死而拟轻者谓之“失出”,失入死罪一人,臬司、巡抚、兼管巡抚事之总督降一级调用,不准抵销;失出者,一案至五案止降级留任,十案以上始降调,仍声明请旨,遇有疑狱,则诏旨驳查复讯,至于再三,平反无数,具见于历朝圣训。是曰慎刑,仁政十也。

  昔南北分据之朝,中外阻绝之世,其横遭略卖没蕃陷虏之民,朝廷不复过问。本朝仁及海外,凡古巴诱贩之猪仔、美国被虐之华工,特遣使臣,与立专约,保护其身家,禁除其苛酷,此何异取内府之金以赎鲁人、拔三郡之民以归汉地耶?是曰覆远,仁政十一也。

  前代黩武之朝残民以逞,本朝武功无过康熙、乾隆两朝,其时逞其兵力,何求不得?然雅克萨既下而界碑定,恰克图交犯而商市开,越南来朝而即赦其罪,浩罕畏威而不利其土,自道光以至今兹,外洋各国屡来构衅,苟可以情恕理遣,即不惜屈己议和,不过为爱惜生民,不忍捐之于凶锋毒焰之下。假使因大院君之乱而取朝鲜,乘谅山之胜而收越南,夫亦何所不可者?是曰戢兵,仁政十二也。

  本朝待士大夫最厚,与宋代等,两汉多任贵戚,北朝多任武将,六朝专用世家,赵宋滥登任子,甚至魏以宦寺、厮役典州郡,唐以乐工、市侩为朝官,明以道士、木匠为六卿,若元代则立法偏颇,高官重权,专用蒙古、色目人,而汉人、南人不与。本朝立贤无方,嘉惠寒畯,辟雍驾临,试卷亲览,寒士儒臣与南阳近亲,丰镐旧族一体柄用。又汉、魏诛戮大臣,习为常事,唐则捶楚簿尉、行杖朝堂,明则东厂、北司毒刑廷杖,专施于忠直之臣,碧血横飞,天日晦暗,尤为千古未有之虐政。本朝待士有礼,既无失刑,亦不辱士。又唐、宋谪官于外,即日逐出国门,程期不得淹留,亲友不得饯送;明代宰相被逐,即日柴车就道。且前代每有党锢学禁,罚及累世,株连亲朋。本朝进退以礼,不以一眚废其终身,是曰重士,仁政十三也。

  历代亲贵佞幸,骄暴横行最为民害,汉之外戚、常侍,北魏之王族、武臣,唐之贵主禁军、五坊小儿、监军敕使,元之僧徒、贵族,明之藩府矿使、边军缇骑、方士乡官,胁辱官吏、残虐小民,流毒遍于天下。本朝一皆无之,政令清肃,民安其居,是曰修法,仁政十四也。

  本朝笃念勋臣,优恤战士,其立功而袭封者无论矣,凡战阵捐躯者,但有一命,无不加赠官阶,给予世职,自三品轻车都尉至七品恩骑尉。即至外委生监殉难者,亦皆有之。本职或袭二十馀次,或袭三四次,袭次完时,均予恩骑尉,世袭罔替,皇祚亿万,其食禄即与为无穷。咸丰至今,京师顺天府及各省奏请忠义恤典,已至数百案。又职官虽非战功而没于王事,或积劳病故,亦官其子一人,名曰“难荫”,自汉迄明,其待忠义死事之臣有如是之优渥者乎?是曰劝忠,仁政十五也。

  此举其最大者,此外良法善政不可殚书,列圣继继绳绳,家法、心法相承无改二百五十馀年,薄海臣民日游于高天厚地之中,长养涵濡,以有今日。试考中史二千年之内,西史五十年以前,其国政有如此之宽仁忠厚者乎?中国虽不富强,然天下之人,无论富贵贫贱皆得俯仰宽然,有以自乐其生;西国国势虽盛,而小民之愁苦怨毒者郁遏未伸,待机而发,以故弑君刺相之事岁不绝书,固知其政事亦必有不如我中国者矣。当此时世艰虞,凡我报礼之士、戴德之民,固当各抒忠爱,人人与国为体,凡一切邪说暴行,足以启犯上作乱之渐者,拒之勿听,避之若浼,恶之如鹰鹯之逐鸟雀。大顺所在,天必岉之。世岂有无良之民,如《小雅》所讥者哉。

  明纲第三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此《白虎通》引《礼纬》之说也,董子所谓“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之义本之。《论语》“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注:“所因,谓三纲五常。”此《集解》马融之说也,朱子《集注》引之。《礼记·大传》:“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义,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故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废祀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尝考西国之制,上下议院各有议事之权,而国君、总统亦有散议院之权,若国君、总统不以议院为然,则罢散之,更举议员再议。君主、民主之国略同。西国君与臣民相去甚近,威仪简略,堂廉不远,好恶易通,其尊严君上不如中国,而亲爱过之,万里之外,令行威立,不悖不欺,每见旅华西人遇其国有吉凶事,贺吊忧乐,视如切身,是西国固有君臣之伦也。《摩醯十戒》敬天之外,以孝父母为先,西人父母丧亦有服,服以黑色为缘,虽无祠庙、木主,而室内案上,必供奉其祖父母、父母、兄弟之照像;虽不墓祭,而常有省墓之举,以插花冢上为敬,是西国固有父子之伦也。〔家富子壮则出分,乃秦法。西人于其子,必教以一艺,年长艺成,则使之自谋生计,别居异财,临终分析财产,男子、女子皆同,兼及亲友,非不分其子也〕戒淫为十戒之一,西俗男女交际,其防检虽视中国为疏,然淫佚之人,国人贱之。议婚有限,父族、母族之亲,凡在七等以内者,皆不为婚。〔七等谓自父,祖,曾,高以上推至七代,母族亦然。故姑、舅、姨之子女,凡中表之亲,无为婚者〕惟男衣毡布,女衣丝锦,燕会宾客,女亦为主,此小异于中国,〔《礼记·坊记》大飨废夫人之礼,《左传》昭二十七年:公如齐,齐侯请飨之,子仲之子曰重,为齐侯夫人,曰“请使重见”。是古有夫人与燕飨之礼,因有流弊,废之〕女自择配,〔亦须请命父母且订约,而非苟合〕男不纳妾,此大异于中国。然谓之男女无别则诬,且西人爱敬其妻虽有过当,而于其国家政事、议院、军旅、商之公司、工之厂局,未尝以妇人预之,是西国固有夫妇之伦也。

  圣人为人伦之至,是以因情制礼,品节详明。西人礼制虽略,而礼意未尝尽废,诚以天秩民彝,中外大同,人君非此不能立国,人师非此不能立教。乃贵洋贱华之徒,于泰西政治、学术、风俗之善者懵然不知,知亦不学,独援其秕政敝俗,欲尽弃吾教吾政以从之。饮食服玩,闺门习尚,无一不摹仿西人,西人每讥笑之。甚至中士文学聚会之事,亦以七日礼拜之期为节目,〔礼拜日亦名星期,机器局所以礼拜日停工者,以局内洋匠其日必休息,不得不然〕近日微闻海滨洋界,有公然创废三纲之议者,其意欲举世放恣黩乱而后快,怵心骇耳,无过于斯。中无此政,西无此教,所谓非驴非马,吾恐地球万国将众恶而共弃之也。

  知类第四

  种类之说,所从来远矣,《易·同人》之象曰:“君子以类族辨物。”《左氏传》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礼记·三年问》曰:“有知之属,莫不知爱其类。”是知有教无类之说,惟我圣人如神之化能之,我中华帝王无外之治能之,未可概之他人也。西人分五大洲之民为五种,以欧罗巴洲人为白种,亚细亚洲人为黄种,西南两印度人为棕色种,阿非利加洲人为黑种,美洲土人为红种;〔欧洲种类又自有别,俄为斯拉物种,英、德、奥、荷为日耳曼种,法、意、日比为罗马种,美洲才智者由英迁往,与英同为白种,同种者性情相近,又加亲厚焉〕西起昆仑,东至于海,南至于南海,北至奉天、吉林、黑龙江、内外蒙古,南及沿海之越南、暹罗、缅甸、东中北三印度,东及环海之朝鲜、海中之日本〔日本地脉与朝鲜连,仅隔一海峡〕,其地同为亚洲,其人同为黄种,皆三皇五帝声教之所及,神明胄裔种族之所分。隋以前佛书谓之“震旦”,今西人书籍文字于中国人统谓之曰“蒙古”〔以欧洲与中国通始于元太祖故〕,俄国语言呼中国人曰“契丹”,是为亚洲同种之证。其地得天地中和之气,故昼夜适均,寒燠得中,其人秉性灵淑,风俗和厚,邃古以来称为最尊、最大、最治之国。文明之治,至周而极,文胜而敝,孔子忧之,历朝一统,外无强邻,积文成虚,积虚成弱。欧洲各国开辟也晚,郁积勃发,斗力竞巧,各自摩厉,求免灭亡,积惧成奋,积奋成强。独我中国士夫庶民懵然罔觉,五十年来屡鉴不悛,守其傲惰,安其偷苟,情见势绌,而外侮亟矣。

  方今海内之士,感概发愤,竭智尽忠,求纾国难者固不乏人。而昏墨之人,则视国家之休戚漠然无动于其心,意谓此非发捻之比,中华虽沦,富贵自在,方且乘此阽危,恣为贪黩,以待合西伙为西商,徙西地入西籍,而莠民邪说甚至诋中国为不足有为,讥圣教为无用,分同室为畛域,引彼法为同调,日夜冀幸天下有变,以求庇于他人。若此者,仁者谓之悖乱,智者谓之大愚。印度属于英矣,印度土人为兵为弁,不得为武员,不得入学堂也;越南属于法矣,华人身税有加,西人否也。华人无票,游行有禁,西人否也;古巴属于西班牙矣,土人不能入议院也;美国开辟之初则赖华工,今富盛之后则禁华工,而西工不禁也。近年有道员某,吞蚀公款数十万金,存于德国银行,其人死后,银行遂注销其帐,惟薄给息而已。夫君子不以所恶废乡,故王猛死不伐晋,钟仪囚不忘楚,若今日不仁、不智、不耻为人役之人,君子知乐大心之卑宋必亡其家,韩非之覆韩必杀其身矣。《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春,叔孙婼聘于宋,桐门右师见之,〔杜注:右师,乐大心,居桐门〕语卑宋大夫而贱司城氏,昭子告其人曰:右师其亡乎?君子贵其身,而后能及人,是以有礼。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贱其宗,是贱其身也,能有礼乎?无礼必亡。定公九年传,逐桐门右师。〔注:终叔孙昭子之言〕《左传》哀公八年:吴为邾故,将伐鲁,问于权孙辄,叔孙辄对曰:“鲁有名而无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礼也,君子违不适雠国,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托也则隐。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恶废乡,今子以小恶而欲覆宗国,不亦难乎?”《通鉴》卷六:秦王下吏治韩非,非自杀。臣光曰:“臣闻君子亲其亲以及人之亲,爱其国以及人之国,是以功大名美而享有百福也。今非为秦画谋,而首欲覆其宗国,以售其言,罪固不容于死矣,乌足愍哉!”

  宗经第五

  衰周之季,道术分裂,诸子蜂起,判为九流十家,惟其意在偏胜,故析理尤精,而述情尤显。其中理之言,往往足以补经义,〔乾嘉诸儒以诸子证经文音训之异同,尚未尽诸子之用〕应世变,然皆有钓名侥利之心,故诡僻横恣,不合于大道者亦多矣。即如皇子贵衷,田子贵均,墨子贵兼,料子贵别,王廖贵先,儿良贵后,此不过如扁鹊适周则为老人医,适秦则为小儿医,聊以适时自售耳,岂其情哉?自汉武始屏斥百家,一以六艺之科为断,今欲通知学术流别,增益才智,针起喑聋跛躄之陋儒,未尝不可兼读诸子,然当以经义权衡而节取之。刘向论《晏子春秋》曰:“文章可观,义理可法,合于六经之义。”斯可为读诸子之准绳矣。〔汉书艺文志曰:“若能修六艺之术,观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意与此同〕盖圣人之道,大而能博,因材因时,言非一端,而要归于中正。故九流之精,皆圣学之所有也;九流之病,皆圣学之所黜也。

  诸子之驳杂,固不待言,兹举其最为害政、害事而施于今日必有实祸者。如《老子》尚无事则以礼为乱首,主守雌则以强为死徒,任自然则以有忠臣为乱国。《庄子》齐尧、桀,黜聪明,谓凡之亡不足以为亡,楚之存不足以为存〔此不得以寓言为解〕。《列子·扬朱》篇,惟纵嗜欲,不顾毁誉。《管子》谓惠者民之仇雠,法者民之父母,其书羼杂伪托最多,故兼有道、法、名、农、阴阳、纵横之说。《墨子》除“兼爱”已见斥于孟子外,其“非儒”“公孟”两篇至为狂悍,“经”上下、“经说”上下四篇乃是名家清言,虽略有算学、重学、光学之理,残不可读,无裨致用。《荀子》虽名为儒家,而非十二子,倡性恶,法后王,杀诗、书〔读隆杀之杀〕,一传之后,即为世道、经籍之祸。申不害专用术,论卑行鄙,教人主以不诚。〔《韩非子》及他书所引〕韩非用申之术,兼商之法,惨刻无理,教人主以不任人,不务德。商鞅暴横,尽废孝弟仁义,无足论矣。此外若《吕览》多存古事,大致近儒。《晏子》兼通儒墨,瑕瑜互见。〔刘向谓其中诋孔子者为辩士伪托〕《战国策》考见世变,势不能废。〔晁公武以《战国策》入子部,今入史部〕孙吴、尉缭,兵家专门,尚不害道。〔孙子,惟“用间”篇末有谬语,尉缭惟“兵令”篇末有谬语〕尹文、慎到、鹖冠、尸佼,可采无多。至于公孙龙巧言无实,鬼谷阴贼可鄙,皆不足观。又如《关尹子》多剿佛书,并有后世道书语;《文子》全袭《淮南》,皆出作伪。西汉儒家诸子,如贾长沙、董江都、刘子政,皆为儒家巨子,《说苑》、《新序》最为纯正,《新书》已多残缺,《春秋繁露》精义颇多,惟董治《公羊》,多墨守后师之说,几陷大愚之诛,宜分别观之。《法言》文藻而已,《孔丛》、《家语》甚多精言,兼存孔门行事,虽有附益,要皆有本,近人概斥为王肃诸人伪作,未免太苛。道家如《淮南》,可资考古,闲有精理〕大抵诸家纰缪易见,学者或爱其文采,或节取一义,苟非天资乖险,鲜有事事则效、实见施行者;独老子见道颇深,功用较博,而开后世君臣苟安误国之风,致陋儒空疏废学之弊,启猾吏巧士挟诈营私,软媚无耻之习,其害亦为最巨。功在西汉之初,而病发于二千年之后,是养成顽钝积弱,不能自振之中华者,老氏之学为之也。〔“大巧若拙”一语最害事,此谓世俗趋避钻刺之巧则可矣,若步天测地、工作军械,巧者自巧,拙者自拙,岂有巧拙相类之事哉?数十年来,华人不能扩充智慧者,皆为此说所误〕故学老者病痿痹,学馀子者病发狂。董子曰:“正朝夕者视北辰,正嫌疑者视圣人。”若不折衷于圣经,是朝夕不辨,而冥行不休,坠入于泥,亦必死矣,不独诸子然也。

  群经简古,其中每多奥旨异说,或以篇简摩灭,或出后师误解。汉兴之初,曲学阿世,以冀立学,哀、平之际,造谶益纬,以媚巨奸,于是非常可怪之论益多。如文王受命、孔子称王之类,此非七十子之说,乃秦、汉经生之说也,而说《公羊春秋》者为尤甚。〔新周,王鲁,以《春秋》当新王〕乾嘉诸儒嗜古好难,力为阐扬,其风日肆,演其馀波,实有不宜于今之世道者,如禁方奇药,往往有大毒可以杀人。假如近儒《公羊》之说,是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喜也。窃惟诸经之义其有迂曲难通、纷歧莫定者,当以《论语》、《孟子》折衷之,《论》、《孟》文约意显,又群经之权衡矣。〔伊川程子曰:穷得语、孟,自有要约处。以此观他经,甚省力。语、孟如丈尺权衡相似〕道光以来,学人喜以纬书、佛书讲经学,光绪以来,学人尤喜治周秦诸子,其流弊恐有非好学诸君子所及料者,故为此说以规之。

  正权第六

  今日愤世疾俗之士,恨外人之欺凌也,将士之不能战也,大臣之不变法也,官师之不兴学也,百司之不讲求工商也,于是倡为民权之议,以求合群而自振。嗟乎,安得此召乱之言哉!

  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将立议院欤?中国士民,至今安于固陋者尚多,环球之大势不知,国家之经制不晓,外国兴学立政、练兵制器之要不闻,即聚胶胶扰扰之人于一室,明者一,暗者百,游谈呓语,将焉用之?且外国筹款等事重在下议院,立法等事重在上议院,故必家有中资者乃得举议员。今华商素鲜巨资,华民又无远志,议及大举筹饷,必皆推诿默息,议与不议等耳,此无益者一。

  将以立公司,开工厂欤?有资者自可集股营运,有技者自可合伙造机,本非官法所禁,何必有权?且华商陋习,常有藉招股欺骗之事,若无官权为之惩罚,则公司资本无一存者矣。机器造货厂无官权为之弹压,则一家获利,百家仿行,假冒牌名,工匠哄斗,谁为禁之?此无益者二。

  将以开学堂欤?从来绅富捐资,创书院,立义学,设善堂,例予旌奖,岂转有禁开学堂之理,何必有权?若尽废官权,学成之材既无进身之阶,又无饩廪之望,其谁肯来学者?此无益者三。

  将以练兵御外国欤?既无机厂以制利械,又无船澳以造战舰,即欲购之外洋,非官物亦不能进口,徒手乌合,岂能一战?况兵必需饷,无国法岂能抽厘捐,非国家担保岂能借洋债?此无益者四。

  方今中华诚非雄强,然百姓尚能自安其业者,由朝廷之法维系之也。使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倡此议者,岂得独安独活?且必将劫掠市镇,焚毁教堂,吾恐外洋各国必藉保护为名,兵船、陆军深入占踞,全局拱手而属之他人,是民权之说,固敌人所愿闻者矣。〔或谓朝廷于非理要求,可诿之民权不愿,此大误也。若我自云国家法令不能制服,彼将自以兵力胁之〕昔法国承暴君虐政之后,举国怨愤,上下相攻,始改为民主之国。我朝深仁厚泽,朝无苛政,何苦倡此乱阶,以祸其身而并祸天下哉?此所谓有百害者也。

  考外洋民权之说所由来,其意不过曰国有议院,民间可以发公论、达众情而已,但欲民申其情,非欲民揽其权。译者变其文曰“民权”,误矣。〔美国人来华者,自言其国议院公举之弊,下挟私,上偏徇,深以为患。华人之称羡者,皆不加深考之谈耳〕近日摭拾西说者甚至谓人人有自主之权,益为怪妄。此语出于彼教之书,其意言上帝予人以性灵,人人各有智虑聪明,皆可有为耳,译者竟释为人人有自主之权,尤大误矣。泰西诸国,无论君主、民主、君民共主,国必有政,政必有法,官有官律,兵有兵律,工有工律,商有商律,律师习之,法官掌之,君民皆不得违其法;政府所令,议员得而驳之;议院所定,朝廷得而散之。谓之人人无自主之权则可,安得曰人人自主哉?夫一哄之市必有平,群盗之中必有长,若人皆自主,家私其家,乡私其乡,士愿坐食,农愿蠲租,商愿专利,工愿高价,无业贫民愿劫夺,子不从父,弟不尊师,妇不从夫,贱不服贵,弱肉强食,不尽灭人类不止,环球万国必无此政,生番蛮獠亦必无此俗。至外国今有自由党,西语实曰“里勃而特”,犹言事事公道,于众有益,译为“公论党”可也,译为“自由”非也。

  若强中御外之策,惟有以忠义号召合天下之心,以朝廷威灵合九州之力,乃天经地义之道,古今中外不易之理。昔盗跖才武拥众,而不能据一邑;田畴德望服人,而不能拒乌桓;祖逖智勇善战,在中原不能自立,南依于晋,而遂足以御石勒;宋弃汴京而南渡,中原数千里之遗民,人人可以自主矣,然两河结寨,陕州婴城莫能自保,宋用韩、岳为大将,而成破金之功;八字军亦太行民寨义勇也,先以不能战为人欺,刘锜用之,而有顺昌之捷;赵宗印起义兵于关中,连战破敌,王师败于富平,其众遂散。迨宋用吴玠、吴璘为将,而后保全蜀之险。盖惟国权能御敌国,民权断不能御敌国,势固然也。曾文正名为起家办团练矣,其实自与发匪接战以来,皆是募勇营、造师船,济以国家之饷需,励以国家之赏罚,而以耿耿忠义、百折不回之志气,激厉三军,感发海内,故能成戡定之功。岂团练哉?岂民权哉?

  或曰,民权固有弊矣,议院独不可设乎?曰:民权不可僭,公议不可无。凡遇有大政事,诏旨交廷臣会议,外吏令绅局公议,中国旧章所有也。即或咨询所不及,一省有大事,绅民得以公呈达于院、司、道、府,甚至联名公呈于都察院;国家有大事,京朝官可陈奏,可呈请代奏。方今朝政清明,果有忠爱之心、治安之策,何患其不能上达?如其事可见施行,固朝廷所乐闻者。但建议在下,裁择在上,庶乎收群策之益而无沸羹之弊,何必袭议院之名哉?此时纵欲开议院,其如无议员何?此必俟学堂大兴,人才日盛,然后议之,今非其时也。

  循序第七

  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然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近日英国洋文报讥中国不肯变法自强,以为专信孔教之弊,此大误也。彼所翻四书五经,皆俗儒村师解释之理,固不知孔教为何事,无责焉耳。浅陋之讲章,腐朽之时文,禅寂之性理,杂博之考据,浮诞之词章,非孔门之学也。簿书文法,以吏为师,此韩非、李斯之学,暴秦之政所从出也。俗吏用之,以避事为老成,以偷惰为息民,以不除弊为养元气,此老氏之学,历代末造之政所从出也。巧宦用之,非孔门之政也。孔门之学,博文而约礼,温故而知新,参天而尽物;孔门之政,尊尊而亲亲,先富而后教,有文而备武,因时而制宜。孔子集千圣,等百王,参天地,赞化育,岂迂陋无用之老儒,如盗跖所讥、墨翟所非者哉?

  今日学者,必先通经以明我中国先圣先师立教之旨,考史以识我中国历代之治乱、九州之风土,涉猎子、集以通我中国之学术文章,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阙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斯有其益而无其害。如养生者,先有谷气而后可饫庶羞;疗病者,先审藏府而后可施药石。西学必先由中学,亦犹是矣。〔华文不深者不能译西书〕外国各学堂,每日必诵耶苏经,示宗教也;小学堂先习蜡丁文,示存古也;先熟本国地图,再览全球图,示有序也;学堂之书,多陈述本国先君之德政,其公私乐章,多赞扬本国之强盛,示爱国也。如中士而不通中学,此犹不知其姓之人,无辔之骑、无柁之舟,其西学愈深,其疾视中国亦愈甚,虽有博物多能之士,国家亦安得而用之哉?

  守约第八

  儒术危矣,以言乎迩,我不可不鉴于日本;以言乎远,我不可不鉴于战国。昔战国之际,儒术几为异学诸家所轧,吾读司马谈之《论六家要指》而得其故焉,其说曰:“儒家者流,博而寡要,劳而少功。”何以寡要少功,由于有博无约。如此之儒,止可列为九流之一耳,焉得为圣,焉得为贤?老诟儒曰“绝学无忧”,又以孔子说十二经为大谩;墨诟儒曰“累寿不能尽其学”,墨子又教其门人公尚过不读书;法诟儒曰“藏书策,修文学,用之则国乱”。〔《韩非子》语〕大率诸子所操之术,皆以便捷放纵投世人之所好,而以繁难无用诬儒家,故学者乐闻而多归之。夫先博后约,孔、孟之教所同,而处今日之世变,则当以孟子守约施博之说通之。且孔门所谓博,非今日所谓博也,孔、孟之时,经籍无多,人执一业可以成名,官习一事可以致用,故其博易言也。今日四部之书汗牛充栋,老死不能遍观而尽识。即以经而论,古言古义隐奥难明,讹舛莫定,后师群儒之说解纷纭百出,大率有确解定论者不过什五而已。沧海横流,外侮荐至,不讲新学则势不行,兼讲旧学则力不给,再历数年,苦其难而不知其益,则儒益为人所贱,圣教儒书浸微浸灭,虽无嬴秦坑焚之祸,亦必有梁元文武道尽之忧,此可为大惧者矣。尤可患者,今日无志之士本不悦学,离经畔道者尤不悦中学,因倡为中学繁难无用之说,设淫辞而助之攻,于是乐其便而和之者益众,殆欲立废中学而后快,是惟设一易简之策以救之,庶可以间执雠中学者之口,而解畏难不学者之惑。

  今欲存中学,必自守约始,守约必自破除门面始。爰举中学各门求约之法,条列于后,损之又损,义主救世以致用当务为贵,不以殚见洽闻为贤。十五岁以前,诵《孝经》、四书、五经正文,随文解义,并读史略、天文、地理、歌括、图式诸书,及汉、唐、宋人明白晓畅文字有益于今日行文者。自十五岁始,以左方之法求之,统经、史、诸子、理学、政治、地理、小学各门,美质五年可通,中材十年可了,若有学堂专师或依此纂成学堂专书,中材亦五年可了。而以其间兼习西文,过此以往,专力讲求时政,广究西法,其有好古研精、不骛功名之士愿为专门之学者。此五年以后,博观深造,任自为之。然百人入学,必有三五人愿为专门者,是为以约存博,与子夏所谓博学近思、荀子所谓以浅持博亦有合焉。大抵有专门箸述之学,有学堂教人之学。专门之书,求博求精,无有底止,能者为之,不必人人为之也,学堂之书,但贵举要切用,有限有程,人人能解,且限定人人必解者也,〔西人天文格致一切学术皆分专门学堂与普通学堂为两事〕将来入官用世之人,皆通晓中学大略之人,书种既存,终有萌蘖滋长之日,吾学、吾书庶几其不亡乎。

  一、经学通大义,切于治身心、治天下者,谓之大义。凡大义必明白平易,若荒唐险怪者乃异端,非大义也。《易》之大义,阴阳消长;《书》之大义,知人安民;《诗》之大义,将顺其美,匡救其恶。〔诗谱序: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春秋》大义,明王道,诛乱贼;《礼》之大义,亲亲,尊尊,贤贤;《周礼》大义,治国,治官,治民。三事相维。〔太宰建邦之六典、治典经邦国、治官府、纪万民,其馀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皆国、官、民三义并举。盖官为国与民之枢纽,官不治则国民交受其害。此为《周礼》一经专有之义,故汉名《周官经》,唐名《周官礼》〕此总括全经之大义也。如十翼之说《易》,《论》《孟》《左传》之说《书》,大小序之说《诗》,《孟子》之说《春秋》,《戴记》之说《仪礼》,皆所谓大义也。

  欲有要而无劳,约有七端:一、明例,谓全书之义例。〔毛诗以训诂音韵为一要事,熟于《诗》之音训,则诸经之音训皆可隅反〕一、要指,谓今日尤切用者,每一经少则数十事,多则百馀事。一、图表。〔诸经图表皆以国朝人为善,谱与表同〕一、会通,谓本经与群经贯通之义。一、解纷,谓先儒异义各有依据者,择其较长一说主之,不必再考,免耗日力。〔大率国朝人说而后出者较长〕一、阙疑,谓隐奥难明碎义不急者,置之不考。一、流别,谓本经授受之源流,古今经师之家法。〔考其最箸而今日有书者〕以上七事,分类求之,批却导昒,事半功倍。

  大率群经以国朝经师之说为主,《易》则程传与古说兼取。〔并不相妨〕《论》、《孟》、《学》、《庸》以朱注为主,参以国朝经师之说。《易》止读程传及孙星衍《周易集解》。〔孙书兼采汉人说及王弼注〕《书》止读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诗》止读陈奂《毛诗传疏》,《春秋左传》止读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春秋公羊传》止读孔广森《公羊通义》〔国朝人讲《公羊》者惟此书立言矜慎,尚无流弊〕,《春秋谷梁传》止读钟文烝《谷梁补注》,《仪礼》止读胡培翚《仪礼正义》,《周礼》止读孙诒让《周礼正义》,〔已刊未毕〕《礼记》止读朱彬《礼记训纂》。〔钦定七经“传说”“义疏”皆学者所当读,故不备举〕《论》、《孟》除朱注外,《论语》有刘宝楠《论语正义》,《孟子》有焦循《孟子正义》,可资考证古说,惟义理仍以朱注为主。《孝经》即读通行注本,不必考辨。《尔雅》止读郝懿行《尔雅义疏》,五经总义止读陈澧《东塾读书记》、王文简引之《经义述闻》,《说文》止读王筠《说文句读》。〔兼采段、严、桂、钮诸家,明白详慎,段注《说文》太繁而奥,俟专门者治之〕

  以上所举诸书,卷帙已不为少,全读全解亦须五年,宜就此数书中择其要义先讲明之,用韩昌黎提要钩元之法,就元本加以钩乙标识。〔但看其定论,其引征辨驳之说不必措意〕若照前说七端,节录纂集,以成一书,皆采旧说,不参臆说一语,小经不过一卷,大经不过二卷,尤便学者。此为学堂说经义之书,不必章释句解,亦不必录本经全文。〔盖十五岁以前诸经全文已读,文义大端已解矣〕师以是讲,徒以是习,期以一年或一年半毕之,如此治经,浅而不谬,简而不陋,即或废于半途,亦不至全无一得。有经义千馀条以开其性识,养其本根,则终身可无离经畔道之患。总之,必先尽破经生箸述之门面,方肯为之,然已非村塾学究科举时流之所能矣。

  一、史学考治乱典制。

  史学切用之大端有二:一事实,一典制。事实择其治乱大端,有关今日鉴戒者考之,无关者置之;典制择其考见世变,可资今日取法者考之,无所取者略之。事实求之《通鉴》。[《通鉴》之学,《资治通鉴》、《续通鉴》、《明通鉴》]约之以读《纪事本末》。典制求之正史、二《通》。正史之学,约之以读志及列传中奏议。[如汉《郊祀》,后汉《舆服》,宋《符瑞》、《礼乐》,历代《天文》、《五行》,元以前之《律历》,唐以后之《艺文》,可缓也。地理止考有关大事者,水道止考今日有用者,官制止考有关治理者。如古举今废,名存实亡,暂置屡改,寄禄虚封,闲曹杂流,不考可也]二通之学,《通典》、《通考》约之以节本,不急者乙之,《通考》取十之三、《通典》取十之一,足矣。[国朝人有《文献通考详节》,但一事中最要之原委,条目有应详而不详者,内又有数门可不考者]《通志》二十略,知其义例可也。考史之书约之以读赵翼《廿二史札记》。[王氏《商榷》可节取,钱氏《考异》精於考古,略於致用,可缓]史评约之以读《御批通鉴辑览》。若司马公《通鉴》,论义最纯正而专重守经,王夫之《通鉴论》、《宋论》识多独到,而偏好翻案,惟《御批》最为得中而切於经世之用。[此说非因尊王而然,好学而更事者读之自见]凡此皆为通今致用之史学。若考古之史学不在此例。

  一、诸子知取舍。可以证发经义者及别出新理而不悖经义者取之,显悖孔、孟者弃之,说详《宗经》篇。

  一、理学看学案。五子以后,宋、明儒者递相沿袭,探索幽渺,辨析朱、陆,掊击互起,出入佛、老,界在微茫,文体多仿宗门语录,质而近俚,高明者厌倦而不观,谨愿者惝恍而无得,理学不绝如线焉耳。惟读学案,可以兼考学行,甄综流派。黄梨洲《明儒学案》成於一手,宗旨明显而稍有门户习气;全谢山《宋元学案》成於补辑,选录较宽而议论持平,学术得失,了然易见。两书甚繁,当以提要钩元之法读之,取其什之二即可。通此两书,其余理学家专书可缓矣。惟《朱子语类》原书甚多,学案所甄录者未能尽见朱子之全体真面,宜更采录之。陈兰甫《东塾读书记》朱子一卷最善。

  一、词章读有实事者。一为文人便无足观,况在今日,不惟不屑亦不暇矣。然词章有奏议、书牍、记事之用,不能废也。当于史传及专集、总集中择其敍事述理之文读之,其他姑置不读。若学者自作,勿为钩章棘句之文,勿为浮诞嵬琐之诗,则不至劳积损志矣。[朱子曰:“欧、苏文好处只是平易说道理,初不曾使差异底字换却寻常底字。”又曰:“作文字须是靠实说,不可架空细巧,大率七八分实,二三分文。欧文好者只是靠实而有条理。”均《语类》一百三十九]

  一、政治书读近今者。政治以本朝为要,百年以内政事、五十年以内奏议,尤为切用。

  一、地理考今日有用者。地理专在知今,一形势,一今日水道[先考大川],一物产,一都会,一运道[水道不尽能行舟],一道路,一险要,一海陆边防,一通商口岸。若《汉志》之证古,《水经注》之博文,姑俟暇日考之可也。考地理必有图,以今图为主,古图备考,此为中学地理言。若地球全形、外洋诸国亦须知其方域广陕,程途远近,都会海口,寒暖险易,贫富强弱,按图索之,十日可毕,暂可不必求详,重在俄、法、德、英、日本、美六国,其余可缓。

  一、算学各随所习之事学之。西人精算,而算不足以尽西艺,其於西政更无与矣。天文、地图、化、力、光、电,一切格物制造莫不有算,各视所业何学,即习可学之算,取足应用而止,如是则得实用而有涯涘。今世学人治算学者,如李尚之、项梅侣、李壬叔诸君,专讲算理,穷幽极微,欲卒其业,皓首难期,此专家之学,非经世之具也。[算学西多中少,因恐求备求精有妨中学,故附於此]

  一、小学但通大旨大例。中学之训诂犹西学之翻译也,欲知其人之意,必先晓其人之语。去古久远,经文简奥,无论汉学、宋学,断无读书而不先通训诂之理。近人厌中学者动诋训诂,此大谬可骇者也。伊川程子曰:“凡看文字,先须晓其文义,然后可求其意,未有文义不晓而见意者也。”[《二程遗书》,《近思录》引]朱子曰:“训诂则当依古注。”[《语类》卷七]又曰:“后生且教他依本子认得训诂文义分明为急,今人多是躐等妄作,诳误后生,其实都晓不得也。”[《答黄直卿书》]又曰:“汉儒可谓善说经者,不过只说训诂,使人以此训诂玩索经文。”[《答张敬夫书》]又曰:“向议欲刊《说文》,不知韩丈有意否,因赞成之为佳。”[《答吕伯恭书》。此外言训诂为要者尚多]朱子所注各经,训诂精审,考据《说文》者甚多。《潜夫论》圣为天口,贤为圣译,可谓善譬。若不通古音古义而欲解古书,何异不能译西文而欲通西书乎?惟百年以来,讲《说文》者终身钻研,汩没不反,亦是一病。要之,止须通其大旨大例,即可应用。大旨不例者,解六书之区分,通古今韵之隔阂,识古籀篆之源委,知以声类求义类之枢纽,晓部首五百四十字之义例。至名物无关大用,[如水部自有专书,示部多列祭礼,舟车今制为详,草虫须凭目验,皆不必字字深求者也]说解间有难明,义例偶有抵忤,则阙之不论。[许君书既有脱口逸,复多奥义,但为求通六书,不为究极许学,则功力有限断矣]得明师说之,十日粗通,一月大通,引申触类,存乎其人,何至有废时破道之患哉?若废小学不讲,或讲之故为繁难,致人厌弃,则经典之古义茫昧,仅存迂浅俗说,后起趣时之才士,必皆薄圣道为不足观,吾恐终有经籍道熄之一日也。

  如资性平弱并此亦畏难者,则先读《近思录》、《东塾读书记》、《御批通鉴辑览》、《文献通考详节》,果能熟此四书,于中学亦有主宰矣。

  去毒第九

  悲哉洋烟之为害,乃今日之洪水猛兽也,然而殆有甚焉。洪水之害不过九载,猛兽之害不出殷都,洋烟之害流毒百馀年,蔓延二十二省,受其害者数十万万人,以后浸淫尚未有艾。废人才、弱兵气、耗财力,〔近年进口洋货价八千馀万,出口土货可抵五千馀万,洋药价三千馀万,则漏卮也。是中国不贫于通商而贫于吸洋烟也〕遂成为今日之中国矣。而废害文武人才,其害较耗财而又甚焉。志气不强,精力不充,任事不勤,日力不多,见闻不广,游历不远,用度不节,子息不蕃。更数十年,必至中国胥化而为四裔之魑魅而后已。

  昔者国家尝严刑峻法以禁之而不效,天祸中国,谁能除之?然而吾意以为不然,《论语》曰:“齐之以刑,免而无耻;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是法所不能治者,名得而治之。〔顾亭林曰:以法治人不若以名治人〕《学记》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是政所不能化者,学得而化之。何也?中国吸烟之始,由于懒惰,懒惰由于无事,无事由于无所知,无所知由于无见闻。士之学取办于讲章墨卷,官之学取办于例案,兵之学取办于钝器老阵,如是已足,〔近日宋学、汉学、词章、百家之学亦皆索之故纸,发为空言,不必征诸实事,考诸万物〕农无厚利,地无异产,工无新器,商无远志,行旅无捷途,大率皆可以不勤动、不深思、不广交、不远行而得之,陋生拙,拙生缓,缓生暇,暇生废,于是嗜好中之,此皆不学之故也。若学会广兴,文武道艺,城乡贵贱无有不学,弱者学之于阅报,强者学之于游历,其君子胸罗五洲,其小人思穷百艺,方且欲上测行星、下穷地隔、旁探南北极,岂尚有俾昼作夜、终老于一灯一榻者?导之且不为,况禁之哉?故曰兴学者,戒烟之药也。近日海内志士,伤时念乱,怵然有人类灭绝之忧。上海、扬州均有戒烟会,其说大抵各自治其所属之人,如吸烟者,主不以为仆,师不以为士,将不以为兵,田主不以为佣,商贾不以为伙,匠师不以为工,凡以治愚贱之人而已。夫不治富贵智能之人,则将吏、师长、田主、工师不乏吸烟者,彼恃有逃墨归杨之薮,犹不戒也。且官师皆无常职,彼视其官师如传舍,亦不戒也。吾谓惟在以学治智能少壮之人,愚贱者视吾力所能及者治之,衰老者听之,十年之后,此智能少壮之士大率皆富贵成立,或有位、或有家,因以各治其所属之人,三十年而绝矣。今各省多创立学会,谓宜即以戒烟会附之而行,无论何学会皆列此一条。四十岁以上戒否听其便,四十岁以下者不戒烟不得入会,家训训此,乡约约此,学规规此,剥穷则反,此其时乎?孔子曰:“知耻近乎勇。”孟子曰:“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夫以地球万国鄙恶不食之鸩毒,独我中华乃举世寝馈湛溺于其中,以自求贫弱死亡,古今怪变无过于此。使孔、孟复生,以明耻教天下,其必自戒烟始矣。

  外篇

  益智第一

  自强生于力,力生于智,智生于学。孔子曰:“虽愚必明,虽柔必强,未有不明而能强者也。”人力不能敌虎豹,然而能禽之者,智也;人力不能御大水堕高山,然而能阻之开之者,智也。岂西人智而华人愚哉?欧洲之为国也多,群虎相伺,各思吞噬,非势钧力敌不能自存,故教养富强之政,步天测地、格物利民之技能,日出新法,互相仿效,争胜争长。且其壤地相接,自轮船、铁路畅通以后,来往尤数,见闻尤广,故百年以来焕然大变,三十年内进境尤速。如家处通衢,不问而多知;学有畏友,不劳而多益。中华春秋,战国、三国之际,人才最多。累朝混一以后,儽然独处于东方,所与邻者类皆陬澨蛮夷、沙漠蕃部,其治术、学术无有胜于中国者。惟是循其旧法随时修饬,守其旧学不逾范围,已足以治安而无患。迨去古益远,旧弊日滋,而旧法、旧学之精意渐失,今日五洲大通,于是相形而见绌矣。假使西国强盛开通,适当我圣祖、高宗之朝,其时朝廷恢豁大度不欺远人,远识雄略不囿迂论,而人才众多,物力殷阜,吾知必已遣使通问、远游就学,不惟采其法、师其长,且可引为外惧,藉以儆我中国之泄沓,戢我中国之盈侈,则庶政、百能未必不驾而上之。乃通商、用兵,待至道光之季,其时西国国势愈强,中国人才愈陋,虽被巨创,罕有儆悟,又有发匪之乱,益不暇及。林文忠尝译《四洲志》《万国史略》矣,然任事而不终;曾文正尝遣学生出洋矣,然造端而不寿;文文忠创同文馆,遣驻使,编西学各书矣,然孤立而无助,迂谬之论、苟简之谋充塞于朝野,不惟不信不学,且诟病焉。一儆于台湾生番,再儆于琉球,三儆于伊犁,四儆于朝鲜,五儆于越南、缅甸,六儆于日本,祸机急矣,而士大夫之茫昧如故,骄玩如故。天自牖之,人自塞之,谓之何哉!夫政刑兵食,国势邦交,士之智也;种宜土化,农具粪料,农之智也;机器之用,物化之学,工之智也;访新地,创新货,察人国之好恶,较各国之息耗,商之智也;船械营垒,测绘工程,兵之智也。此教养富强之实政也,非所谓奇技淫巧也,华人于此数者,皆主其故常,不肯殚心力以求之。若循此不改,西智益智,中愚益愚,不待有吞噬之忧,即相忍相持、通商如故,而失利损权,得粗遗精,将冥冥之中,举中国之民已尽为西人之所役矣;役之不已,吸之、朘之不已,则其究必归于吞噬而后快。是故智以救亡、学以益智、士以导农工商兵。士不智,农工商兵不得而智也;政治之学不讲,工艺之学不得而行也。大抵国之智者,势虽弱,敌不能灭其国;民之智者,国虽危,人不能残其种。印度属于英,浩罕、哈萨克属于俄,阿非利加分属于英、法、德,皆以愚而亡。美国先属于英,以智而自立;古巴属于西班牙,以不尽愚而复振。求智之法如何?一曰去妄,二曰去苟。固陋虚骄,妄之门也;侥幸怠惰,苟之根也。二蔽不除,甘为牛马土芥而已矣。

  愚民辨

  三年以来,外强中弱之形大箸,海滨人士稍稍阅《万国公报》,读沪局译书,接西国教士,渐有悟华民之智不若西人者,则归咎于中国历代帝王之愚其民,此大谬矣。《老子》曰:“有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此李斯、韩非之学,暴秦之政也,于历代何与焉。汉求遗书,尊六经,设博士,举贤良,求茂才异等,绝国使才,非愚民也。唐设科目多至五十馀,宋广立学校,并设武学。明洪武三年开科,经义以外兼考书、算、骑、射、律,〔《明太祖实录》,《日知录》引〕非愚民也。自隋以词章取士,沿袭至今,此不过为荐举公私无凭,词章考校有据耳,谓立法未善则可,谓之愚民则诬。至我朝列圣殷殷以觉世牖民为念,刊布《数理精蕴》、《历象考成》、《仪象考成》,教天算西学也;遣使测经纬度,绘天下地图,教地舆西学也;刊布《授时通考》,教农学也;纂《七经义疏》,刊布十三经、二十四史、九通,开四库馆修书,分藏大江南北,纵人入读,教经史百家之学也;同治军务敉平以后,内外开同交方言馆,教译也;设制造局,教械也;设船政衙门,教船也;屡遣学生出洋赴美、英、法、德,学公法、矿学、水师、陆师、炮台、铁路也,总署编刊公法、格致、化学诸书,沪局译刊西书七十馀种,教各种西学也。且同文馆三年有优保,出洋随员三年有优保,学堂学生有保奖,游历有厚资,朝廷欲破民之愚、望士之智,皇皇如恐不及。无如陋儒俗吏动以新学为诟病,相戒不学,故译书不广,学亦不精,出洋者大半志不在学,故成材亦不多,是不学者负朝廷耳。且即以旧制三场之法言之,虽不能兼西学,固足以通中学,咎在主司偏重、士人剽窃,非尽法之弊也。果能经义、策问事事博通,其于经济大端、百家学术必能贯彻,任以政事必能有为,且必能通达事变,决不至于愚矣。譬如子弟不肖,楹有书而不读,家有师而不亲,过庭、入塾惟务欺饰,及至颓废贫困,乃怨怼其父母,岂不悖哉?大率近日风气,其赞羡西学者自视中国朝政、民风无一是处,殆不足比于人数,自视其高、曾、祖、父亦无不可鄙贱者,甚且归咎于数千年以前历代帝王无一善政,历代将相、师儒无一人才。不知二千年以上,西国有何学,西国有何政也?

  游学第二

  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此赵营平百闻不如一见之说也。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此孟子置之庄岳之说也。游学之益,幼童不如通人,庶僚不如亲贵,尝见古之游历者矣。晋文公在外十九年,遍历诸侯,归国而霸;赵武灵王微服游秦,归国而强。春秋、战国最尚游学,贤如曾子、左邱明,才如吴起、乐羊子,皆以游学闻,其馀策士、杂家不能悉举。后世英主、名臣如汉光武学于长安,昭烈周旋于郑康成、陈元方,明孙承宗未达之先周历边塞,袁崇焕为京官之日潜到辽东,此往事明效也。请论今事:日本,小国耳,何兴之暴也?伊藤、山县、榎本、陆奥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学生也,愤其国为西洋所胁,率其徒百馀人分诣德、法、英诸国,或学政治、工商,或学水陆兵法,学成而归,用为将相,政事一变,雄视东方。不特此也,俄之前主大彼得愤彼国之不强,亲到英吉利、荷兰两国船厂,为工役十馀年,尽得其水师轮机驾驶之法,并学其各厂制造,归国之后,诸事丕变,今日遂为四海第一大国。不特此也,暹罗久为法国涎伺,于光绪二十年与法有衅,行将吞并矣,暹王感愤,国内毅然变法,一切更始,遣其世子游英国,学水师,去年暹王游欧洲,驾火船出红海来迎者即其学成之世子也,暹王亦自通西文、西学,各国敬礼有加,暹罗遂以不亡。上为俄,中为日本,下为暹罗,中国独不能比其中者乎?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

  一、路近省费,可多遣;

  一、去华近,易考察;

  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

  一、西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若自欲求精、求备,再赴西洋有何不可?或谓昔尝遣幼童赴美学习矣,何以无效?曰:失之幼也。又尝遣学生赴英、法、德学水陆师各艺矣,何以人才不多?曰:失之使臣监督不措意,又无出身明文也。又尝派京员游历矣,何以材不材相兼?曰:失之不选也。虽然,以予所知此中固亦有足备时用者矣,若因噎废食之谈、豚蹄篝车之望,此乃祸人家国之邪说,勿听可也。尝考孟子所论圣贤帝王将相历险难、成功业,其要归不过曰“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而已,曰“生于忧患”而已。夫受侮而不耻,蹙国而不惧,是不动也;冥然罔觉,悍然不顾,以效法人为耻,是不忍也;习常蹈故,一唱百和,惮于改作,官无一知,士无一长,工无一技。外不远游,内不立学,是不增益所不能也;无心、无性、无能,是将死于忧患矣。何生之足云!

  设学第三

  今年特科之诏下,士气勃然,濯磨兴起,然而六科之目可以当之无愧,上副圣心者盖不多觏也。去年有旨令各省筹办学堂,为日未久,经费未集,兴办者无多。夫学堂未设,养之无素,而求之于仓卒,犹不树林木而望隆栋,不作陂池而望巨鱼也。游学外洋之举所费既巨,则人不能甚多,且必学有初基,理已明、识已定者始遣出洋,则见功速而无弊,是非天下广设学堂不可、各省各道各府各州县皆宜有学,京师、省会为大学堂,道府为中学堂,州县为小学堂,中小学以备升入大学堂之选。府县有人文盛物力充者,府能设大学,县能设中学尤善。小学堂习四书,通中国地理,中国史事之大略,算数,绘图,格致之粗浅者。中学堂各事较小学堂加深,而益以习五经,习《通鉴》,习政治之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大学堂又加深,加博焉。或曰,天下之学堂以万数,国家安得如此之财力以给之?曰:先以书院改为之,学堂所习,皆在诏书科目之内,是书院即学堂也,安用骈枝为?或曰,府县书院经费甚薄,屋宇甚狭,小县尤陋,甚者无之,岂足以养师生、购书器?曰:一县可以善堂之地,赛会演戏之款改为之,一族可以祠堂之费改为之。然数亦有限,奈何?曰:可以佛道寺观改为之,今天下寺观何止数万,都会百馀区,大县数十,小县十馀,皆有田产,其物业皆由布施而来。若改作学堂,则屋宇、田产悉具,此亦权宜而简易之策也。方今西教日炽,二氏日微,其势不能久存。佛教已际末法中半之运,道家亦有其鬼不神之忧,若得儒风振起,中华乂安,则二氏固亦蒙其保护矣。大率每一县之寺观取什之七以改学堂,留什之三以处僧道,其改为学堂之田产,学堂用其七,僧道仍食其三。计其田产所值,奏明朝廷旌奖,僧道不愿奖者,移奖其亲族以官职。如此则万学可一朝而起也。以此为基,然后劝绅富捐赀以增广之。昔北魏太武太平真君七年、唐高祖武德九年、武宗会昌五年皆尝废天下僧寺矣,然前代意在税其丁、废其法,或为抑释以伸老,私也;今为本县育才,又有旌奖,公也。若各省荐绅先生以兴起其乡学堂为急者,当体察本县寺观情形,联名上请于朝,诏旨宜无不允也。

  其学堂之法约有五要:一曰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一曰政、艺兼学,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算绘矿医、声光化电,西艺也。西政之刑狱立法最善,西艺之医最于兵事有益,习武备者必宜讲求。才识远大而年长者宜西政,心思精敏而年少者宜西艺。小学堂先艺而后政,大中学堂先政而后艺。西艺必专门,非十年不成;西政可兼通数事,三年可得要领。大抵救时之计、谋国之方,政尤急于艺,然讲西政者亦宜略考西艺之功用,始知西政之用意。一曰宜教少年,学算须心力锐者,学图须目力好者,学格致、化学、制造须质性颖敏者,学方言须口齿清便者,学体操须气体精壮者。中年以往之士,才性精力已减,功课往往不能中程,且成见已深,难于虚受,不惟见功迟缓,且恐终不深求,是事倍而功半也。一曰不课时文,新学既可以应科目,且与时文无异矣。况既习经书,又兼史事、地理、政治、算学,亦必于时文有益。诸生自可于家习之,何劳学堂讲授以分其才思,夺其日力哉?朱子曰:“上之人曾不思量,时文一件,学子自是着急,何用更要你教?”〔《语类》卷一百九〕谅哉言乎。一曰不令争利,外国大小学堂皆须纳金于堂,以为火食、束修之费,从无给以膏火者。中国书院积习,误以为救济寒士之地,往往专为膏火奖赏而来。本意既差,动辄计较辎铢,忿争攻讦,颓废无志,紊乱学规,剽袭冒名,大雅扫地矣。今纵不能遽从西法,亦宜酌改旧规,堂备火食,不令纳费,亦不更给膏火。用北宋国学积分之法,每月核其功课,分数多者酌予奖赏,数年之后人知其益,即可令纳费充用,则学益广,才益多矣。一曰师不苛求,初设之年,断无千万明师,近年西学诸书沪上刊行甚多,分门别类,政、艺要领,大段已详,高明之士研求三月,可以教小学堂矣;两年之后,省会学堂之秀出者可以教中学堂矣。大学堂初设之年,所造亦浅,每一省访求数人,亦尚可得。三年之后新书大出,师范愈多,大学堂亦岂患无师哉?若书院猝不能多设,则有志之士当自立学会,互相切磋,文人旧俗,凡举业、楷书、放生、惜字、赋诗、饮酒、围棋、叶戏,动辄有会,何独于关系身世安危之学而缓之?古人牧豕都养,尚可听讲通经,岂必横舍千间,载书兼两而后为学哉?始则二三,渐至什伯,精诚所感,必有应之于千里之外者。昔原伯鲁以不悦学而亡,越勾践以十年教训而兴,国家之兴亡,亦存乎士而已矣。

  学制第四

  外洋各国学校之制,有专门之学,有公共之学。专门之学极深研几,发古人所未发,能今人所不能,毕生莫殚,子孙莫究,此无限制者也;公共之学所读有定书,所习有定事,所知有定理,日课有定程,学成有定期,或三年,或五年,入学者不中程不止,惰者不得独少。既中程而即止,勤者不必加多,资性敏者同为一班,资性钝者同为一班,有间断迟误者附其后班,生徒有同功,师长有同教,此有限制者也。无事无图,无堂无算,师无不讲之书,徒无不解之义,师以已习之书为教则师不劳,徒以能解之事为学则徒不苦,问其入何学堂,而知其所习何门也;问其在学堂几年,而知其所造何等也。文武将吏,四民百艺,其学无不皆同。小学堂之书较浅,事较少,如天文、地质、绘图、算学、格致、方言、体操之类,具体而微。中学堂书较深,事较多,如小学堂地图则极略,仅具疆域山水大势,又进则有府县详细山水,又进则有铁路、电线、矿山、教堂,馀书仿此。方言则兼各国,算学则讲代数、对数,于是化学、医术、政治以次而及,馀事仿此。大学堂又有加焉。小学、中学、大学又各分为两三等,期满以后,考其等第,给予执照。国家欲用人才,则取之于学堂,验其学堂之凭据,则知其任何官职而授之,是以官无不习之事,士无无用之学。其学堂所读之书则由师儒纂之,学部定之,颁于国中,数年之后或应增减订正,则随时修改之。其学堂之费率皆出地方绅富之捐集,而国家略发官款以补助之,入学堂者但求成才,不求膏火,每人月须纳金若干,以为饮食束修之费,贫家少纳,富家多纳。其官绅所筹学堂之费,专为建堂延师,购书制器之用,不为学生膏奖。〔亦有义学,以教极贫子弟,学生出赀甚微,然义学甚少,所教极浅〕来学者既已出费,则必欲有所得而后归,学成之后,仕宦、工商各有生计,自无冻馁。此以教为养之法也。是以一国之内尝有小学数万区,中学数千,大学百数,由费不仰给于官,亦不尽仰给于绅故也,其善有三,出赀来学则不惰,志不在利则无争,官不多费则学广。苏子瞻沮新法学校之说曰:“必将发民力以治宫室,敛民财以养游士。”如西法所为,可无多费之虞矣。王介甫悔新法学校之误曰:“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谓变秀才为学究。”如西法所为,可无变为学究之患矣。凡东西洋各国立学之法,用人之法,小异而大同,吾将以为学式。

  广译第五

  十年以来,各省学堂尝延西人为教习矣,然有二弊。师生言语不通,恃翻译为枢纽,译者学多浅陋,或仅习其语而不能通其学,传达失真,豪厘千里,其不解者则以意删减之改易之,此一弊也。即使译者善矣,而洋教习所授,每日不过两三时,所教不过一两事,西人积习,往往故作迟缓,不尽其技,以久其期,故有一加减法而教一年者矣。即使师不惮劳,而一西人之学能有几何,一西师之费已为巨款。以故学堂虽建,迄少成材,朱子所谓无得于心而所知有限者也,此二弊也。前一弊学不能精,后一弊学不能多,至机器制造局厂用西人为工师,华匠不通洋文,仅凭一二翻译者,其弊亦同。尝考三代即讲译学,《周书》有舌人,《周礼》有象胥、诵训,扬雄录别国方言,朱酺译西南夷乐歌,于谨兼通数国言语,《隋志》有国语杂文、鲜卑号令、婆罗门书、扶南胡书、外国书,近人若邵阳魏源于道光之季译外国各书、各新闻报为《海国图志》,是为中国知西政之始。南海冯焌光于同治之季官上海道时,创设方言馆,译西书数十种,是为中国知西学之始。迹其先几远跖,洵皆所谓豪杰之士也。若能明习中学而兼通西文,则有洋教习者,师生对语,不惟无误,且易启发。无洋教习者以书为师,随性所近,博学无方,况中国照会、条约、合同,华洋文义不尽符合,动为所欺,贻害无底。吾见西人善华语华文者甚多,而华人通西语西文者甚少,是以虽面谈久处而不能得其情,其于交涉之际失机误事者多矣。大率商贾市井,英文之用多;公牍、条约,法文之用多。至各种西学书之要者,日本皆已译之,我取径于东洋,力省效速,则东文之用多。惟是翻译之学有深浅,其仅能市井应酬语,略识帐目字者不入等;能解浅显公牍、书信,能识名物者为下等;能译专门学问之书,〔如所习天文、矿学,则只能译天文、矿学书〕非所习者不能译也,为中等;能译各门学问之书,及重要公牍、律法深意者为上等。下等三年,中等五年,上等十年,我既不能待十年以后译材众多而后用之,且译学虽深,而其志趣才识固未可知;又未列于仕宦,是仍无与于救时之急务也。是惟多译西国有用之书,以教不习西文之人,凡在位之达官,腹省之寒士,深于中学之耆儒,略通华文之工商,无论老壮,皆得取而读之,采而行之矣。译书之法有三:

  一、各省多设译书局,一、出使大臣访其国之要书而选译之,一、上海有力书贾、好事文人,广译西书出售,销流必广,主人得其名,天下得其用矣。〔此可为贫士治生之计,而隐有开物成务之功,其利益与石印场屋书等,其功德比刻善书则过之。惟字须略大,若石印书之密行细字,则年老事繁之人不能多读,即不能多销也。今日急欲开发新知者,首在居官任事之人,大率皆在中年以上,且事烦暇少,岂能挑灯细读?译洋报者亦然〕王仲任之言曰:“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沈;知今不知古,谓之聋瞽。”吾请易之曰:知外不知中,谓之失心;知中不知外,谓之聋瞽。夫不通西语,不识西文,不译西书,人胜我而不信,人谋我而不闻,人规我而不纳,人吞我而不知,人残我而不见,非聋瞽而何哉?学西文者,效迟而用博,为少年未仕者计也;译西书者,功近而效速,为中年已仕者计也。若学东洋文,译东洋书,则速而又速者也。是故从洋师不如通洋文,译西书不如译东书。

  阅报第六

  李翰称《通典》之善曰:“不出户、知天下,罕更事、知世变,未从政、达民情。”〔元文“民”作“人”,乃避唐讳〕斯言也,殆为今日中西各报言之也,吾更益以二语曰:寡交游、得切磋。外国报馆林立,一国多至万馀家。有官报,有民报。官报宣国是,民报达民情。凡国政之得失、各国之交涉、工艺商务之盛衰、军械战船之多少、学术之新理新法,皆具焉。是以一国之内如一家,五洲之人如面语。中国自林文忠公督广时,始求得外国新闻纸而读之,遂知洋情,以后更无有继之者。上海报馆自同治中有之,特所载多市井猥屑之事,于洋报采摭甚略,亦无要语。上海道月有译出西国近事,呈于总署及南北洋大臣,然皆两月以前之事,触时忌者辄削之不书,故有与无等。乙未以后,志士文人创开报馆,广译洋报,参以博议,始于沪上,流衍于各省,内政、外事、学术皆有焉,虽论说纯驳不一,要可以扩见闻、长志气,涤怀安之酖毒,破扪龠之瞽论,于是一孔之士、山泽之农,始知有神州;筐箧之吏、烟雾之儒,始知有时局,不可谓非有志四方之男子学问之一助也。方今外侮日亟,事变日多,军国大计、执政慎密,不敢宣言,然而各国洋报早已播诸五洲,不惟中国之政事也,并东西洋各国之爱恶攻取、深谋诡计,一一宣之简牍,互相攻发,互相驳辨,无从深匿,俾我得以兼听而豫防之,此亦天下之至便也。然而吾谓报之益于人国者,博闻次也,知病上也。昔齐桓公不自知其有疾而死,秦以不闻其过而亡。大抵一国之利害安危,本国之人蔽于习俗,必不能尽知之,即知之亦不敢尽言之,惟出之邻国,又出之至强之国,故昌言而无忌。我国君臣上下果能览之而动心,怵之而改作,非中国之福哉?近人阅洋报者,见其诋訾中国不留馀地,比之醉人,比之朽物,议分裂、议争先,类无不拂然怒者,吾谓此何足怒耶?勤攻吾阙者,诸葛之所求;讳疾灭身者,周子之所痛。古云士有诤友,今虽云国有诤邻,不亦可乎?

  变法第七

  变法者,朝廷之事也,何为而与士民言?曰:不然,法之变与不变,操于国家之权,而实成于士民之心志议论。试观曾文正为侍郎时,尝上疏言翰林考小楷,诗赋之弊矣〔文集卷一〕,及成功作相以后,若力持此议,当可成就近今三十年馆阁之人材,然而无闻焉,何也?大乱既平,恐为时贤所诟病也。李文忠尝开同文馆,刊公法格致各书矣,以次推行,宜可得无数使绝国,识时务之才,然而曲谨自好者相戒不入同文馆,不考总署章京,京朝官讲新学者阒然无闻,何也?劫于迂陋群儒之谬说也。夫以勋臣元老,名德重权,尚不免为习非胜是之谈所挠,而不睹其效,是亦可痛,可惜者矣。又如左文襄在闽创设船政,在甘创设机器织呢羽局,沈文肃成船政,设学堂,与北洋合议设招商局,丁文诚在山东,四川皆设制造洋枪枪弹局,此皆当世所谓廉正守道之名臣也,然所经营者皆是此等事,其时皆在同治中年、光绪初年国家闲暇之时,惜时论多加吹求,继者又复无识,或废阁,或减削,无能恢张之者,其效遂以不广。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请征之经,穷则变,变通尽利,变通趣时,损益之道与时偕行,《易》义也。器非求旧惟新,《尚书》义也。学在四夷,《春秋》传义也。五帝不沿乐,三王不袭礼,礼时为大,《礼》义也。温故知新,〔刘楚桢《论语正义》引《汉书》成帝纪:诏曰:“儒林之官宜皆明于古今,温故知新,通达国体。”《百官表》:“以通古今,备温故知新之义。”孔冲远《礼记叙》:“博物通人知今温古,考前代之宪法,参当时之得失。”是汉、唐旧说皆以温故知新为知古知今〕,三人必有我师,择善而从,《论语》义也。时措之宜,《中庸》义也。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孟子》义也。请征之史,封建变郡县,辟举变科目,府兵变召募,车战变步骑,租庸调变两税,归馀变活闰,篆籀变隶楷,竹帛变雕版,笾豆变陶器,粟布变银钱,何一是三代之旧乎?历代变法最箸者四事:赵武灵王变法习骑射,赵边以安;北魏孝文帝变法尚文明,魏国以治。此变而得者也。〔若武灵之不终以嬖幸,魏之不永以子孙不肖,与变法无涉〕商鞅变法,废孝弟仁义,秦先强而后促;王安石变法,专务剥民,宋因以致乱。此变而失者也。商、王之失在残酷剥民,非不可变也,法非其法也。〔西法以省刑、养民两事为先务〕请征之本朝:关外用骑射,讨三藩用南怀仁大炮,乾隆中叶科场表判改五策,岁贡以外增优贡、拔贡,嘉庆以后绿营之外创募勇,咸丰军兴以后关税之外抽厘金,同治以后长江设水师,新疆、吉林改郡县,变者多矣。即如轮船、电线创设之始,訾议繁兴,此时若欲废之,有不攘臂而争者乎?今之排斥变法者大率三等:

  一为泥古之迂儒,泥古之弊易知也。一为苟安之俗吏,盖以变法必劳思,必集费,必择人,必任事,其余昏惰偷安,徇情取巧之私计,皆有不便,故藉书生泥古之谈以文其猾吏苟安之智,此其隐情也。至问以中法之学术治理,则皆废弛欺饰而一无所为,所谓守旧,岂足信哉?又一为苛求之谈士,夫近年仿行西法而无效者亦诚有之,然其故有四:

  一、人顾其私,故止为身谋而无进境,制造各局,出洋各员是也。此人之病,非法之病也。

  一、爱惜经费,故左支右绌而不能精,船政是也。此时之病,非法之病也。

  一、朝无定论,故旋作旋辍而无成效,学生出洋、京员游历是也。此浮言之病,非法之病也。

  一、有器无人,未学工师而购机,未学舰将而购舰,海军、各制造局是也。此先后失序之病,非法之病也。

  乃局外游谈,不推原于国是之不定、用人之不精、责任之不专、经费之不充、讲求之不力,而吹求责效,较之见弹求鸮炙、见卵求时夜,殆有甚焉。学堂甫造而责其成材,矿山未开而责其获利,事无定衡,人无定志,事急则无事不举,事缓则无事不废,一埋一搰,岂有成功哉?虽然,吾尝以儒者之论折衷之矣,吕伯恭曰:“卤莽灭裂之学或作或辍,不能变不美之质。”此变法而无诚之药也。曾子固曰:“孔,孟二子亦将因所遇之时,所遭之变而为当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变法而悖道之药也。由吕之说则变而有功,由曾之说则变而无弊。夫所谓道本者三纲四维是也,若并此弃之,法未行而大乱作矣,若守此不失,虽孔、孟复生,岂有议变法之非者哉?

  变科举第八

  朱子尝称述当时论者之言曰:朝廷若要恢复,须罢三十年科举。以为极好。痛哉斯言也!中国仕宦出于科举,虽有他途,其得美官者、膺重权者,必于科举乎取之,自明至今行之已五百馀年,文胜而实衰,法久而弊起,主司取便以藏拙,举子因陋以侥幸,遂有三场实止一场之弊。〔钱晓征语〕所解者高头讲章之理,所读者坊选程墨之文,于本经之义,先儒之说,概乎未有所知。近今数十年,文体日益佻薄,非惟不通古今,不切经济,并所谓时文之法度、文笔而俱亡之。今时局日新,而应科举者拘瞀益甚,傲然曰:吾所习者孔、孟之精理,尧、舜之治法也。遇讲时务经济者,尤鄙夷排击之以自护其短,故人才益乏,无能为国家扶危御侮者。于是诏设学堂以造明习时务之人才,又开特科以搜罗之,夫学堂虽立,无进身之阶,人不乐为也,其来者必白屋钝士,资禀凡下,不能为时文者也。其世族俊才皆仍志于科举而已,即有特科之设,然廿年一举,为时过远,岂能坐待?则仍为八比,诗赋、小楷而已,救时之才何由可得?且夫齐衣败紫,晋曳苴履,赵文王好剑而士死于相击,越勾践好勇而士死于焚舟,从上所好也。两汉经学,实禄利之途驱之,使乡会试仍取决于时文,京朝官仍絜长于小楷,名位取舍惟在于斯,则虽日讨国人而申儆之,告以祸至无日,戒以识时务,求通才、救危局,而朝野之汶暗如故,空疏亦如故矣。故救时必自变法始,变法必自变科举始。或曰:若变科举、废时文,则人不读五经四书可乎?于是有献学校贡举私议者曰:变科举者,非废四书文也,不专重时文,不讲诗赋、小楷之谓也。窃谓今日科举之制,宜存其大体而斟酌修改之。昔欧阳文忠知谏院时,恶当时举人鄙恶剽盗,全不晓事之弊,尝疏请改为三场分试,随场而去之法,每场皆有去留,头场策合格者试二场,二场论合格者试三场。其大要曰:鄙恶乖诞,以渐先去,少而易考,不至劳昏。全不晓事之人无由而进。其说颇切于今日之情事。欧公之欲以策论救诗赋,犹今之欲以中西经济救时文也。今宜略师其意,拟将今日三场先后之序互易之,而又层递取之,大率如府县考覆试之法。第一场试以中国史事、本朝政治论五道,此为中学经济。假如一省中额八十名者,头场取八百名;额四十名者,头场取四百名,大率十倍中额。即先发榜一次,不取者罢归,取者始准试第二场。二场试以时务策五道,专问五洲各国之政、专门之艺,政如各国地理官制、学校、财赋、兵制、商务等类,艺如格致、制造、声光化电等类,此为西学经济。其虽解西法而支离狂怪,显悖圣教者斥不取,中额八十名者,二场取二百四十名,额四十名者,取一百二十名,大率三倍中额。再发榜一次,不取者罢归,取者始准试第三场。三场试四书文两篇,五经文一篇,四书题禁纤巧者,合校三场均优者始中式发榜如额,如是则取入二场者,必其博涉古今、明习内政者也。然恐其明于治内而暗于治外,于是更以西政,西艺考之,其取入三场者,必其通达时务研求新学者也。然又恐其学虽博、才虽通,而理解未纯、趣向未正,于是更以四书文五经文考之,其三场可观而中式者,必其宗法圣贤、见理纯正者也。大抵首场先取博学,二场于博学中求通才,三场于通才中求纯正,先博后约,先粗后精,既无迂暗庸陋之才,亦无遍驳狂妄之弊,三场各有取义,较之偏重首场所得多矣。且分场发榜,下第者先归,二三场卷数愈少,校阅亦易,寒士无久羁之苦,誊录无卷多谬误之弊,主司无竭蹶草率之虞,一举三善,人才必多,而著重尤在末场,犹之府县试皆凭末覆以定去取,不愈见四书五经之尊哉?惟科举必以生员为基,其学政岁科两考生童均可以例推之,岁科考例先试经古一场,即专以史论、时务策两门发题。生员岁考正场,原系一四书文、一经文,生员科考正场,原系一四书文、一策,亦照岁考例改为经文,以免荒经之弊。童试一切照生员,惟将正场第二篇四书文改为经文而已。盖生童考试旧章正与今日所拟科举之法相类。二十年来,经古场久已列算学一门,是尤不劳而理者也。难者曰:主司不能尽通新学,将如之何?曰:应试难,试官易。近年来上海编纂中外政学、艺学之书不下二十种,闱中例准调书,据书考校,何难之有?至外省主考学政,年力多强,诏旨既下,以三年之功讲求时务,自足以衡文量才而有馀。乡会试之外,惟殿试临轩发策,典礼至重,自不可废,然可即据以为授职之等差,朝考似为可省,及通籍以后,无论翰苑部曹,一应职官,皆以讲求政治为主。凡考试文艺、小楷之事断断必宜停免,惟当考其职业以为进退,则已仕之人才不致以雕虫小技困之于老死矣。难者曰:本朝名臣出于科举者多矣,安见时文之无益?不知登进限于一途,则英雄不能不归于一彀,此乃人才之亦能为时文,非时文之足以得人才也,且诸名臣之学识阅历,率皆自通籍以后始能大进。然则中年以前神智精力销磨于应举者不少矣,假使主文者不专以八比、诗赋为去取,所得柱石之臣、干城之士不更多乎?窃谓议者之说,意救时而事易行,实本明旨特科岁举,讲求经济之意而推阐之,因存其说于此,并将朱子论科举之弊及欧公论三场以渐去留之疏节录于左,可知七八百年以上之贤人君子,忧国势人才之不振、疾官人选举之无方,其谋虑固已如此,庶今世士大夫得有所儆语焉。《东塾读书记》引朱子论科举南宋时科举之弊,朱子论之者甚多,其言亦极痛切,今略举数条于此:《衡州石鼓书院记》云:“今日学校科举之教,其害有不可胜言者,不可以为适然而莫之救也。”《学校贡举私议》云:“名为治经而实为经学之贼,号为作文而实为文字之妖。主司命题,又多为新奇,以求出于举子之所不意,于所当断而反连之,于所当连而反断之,为经学贼中之贼,文字妖中之妖。”又云:“怪妄无稽,适足以败坏学者之心志,是以人材日衰,风俗日薄。”《语类》云:“今人文字全无骨气,自是时节所尚如此,只是人不知学,全无本柄,被人引动,尤而效之。如而今作件物事,一个作起,一个学起,有不崇朝而遍天下者,本来合当理会底事全不理会,直是可惜。”〔卷一百三十九〕“时文之弊已极,日趋于弱,日趋于巧小,将士人这些志气都消削得尽。莫说以前,只是宣和末年三舍法才罢,学舍中无限好人材,如胡邦衡之类是甚么样有气魄,作出那文字是甚豪壮,当时亦自煞有人。及绍兴渡江之初,亦自有人才,那时士人所作文字极粗,更无委曲柔弱之态,所以亦养得气宇。只看如今是多少衰气。”〔卷一百九〕“最可忧者,不是说秀才作文字不好,这事大关世变。”〔同上〕问:今日科举之弊,使有可为之时,此法何如?曰: “更须兼他科目取人。”〔同上〕问:今日之学校,自麻沙时文册子之外,其他未尝过而问焉。曰:“怪他不得,上之所以教者不过如此。然上之人曾不思量,时文一件,学子自是着急,何用更要你教?你设学校,却好教他理会本分事业。”〔同上〕此亦朱子欲救当时风气之弊,使朱子见今日科举时文,不知更以为何如耳。节录欧阳公论更改贡举事件扎子〔庆历四年〕:伏以贡举之法,用之已久,则理当变更。必先知改弊之因,方可收变法之利,知先诗赋为举子之弊,则当重策论。〔欧公时之不专重诗赋,意与今日不专重时文同〕知通考纷多为有司之弊,则当随场而去,而后可使学者不能滥进,考者不至疲劳。请宽其日限,而先试以策而考之,择其文辞鄙恶者、文意颠倒重杂者、不识题者、不知故实略而不对所问者、误引事迹者、虽能成文而理识乖诞者、杂犯旧格不考式者,凡此七等之人先去之。计二千人可去五六百,以其留者次试以论,又如前法而考之,又可去其二三百,其留而试诗赋者,不过千人矣。于千人而选五百,少而易考,不至劳昏,考而精当则尽善矣。纵使考之不精,亦当不至太滥,盖其节钞剽盗之人皆以先经策论去之矣。比及诗赋皆是已经策论,粗有学问,理识不至乖诞之人。纵使诗赋不工,亦可以中选矣。如此,可使童年新学,全不晓事之人无由而进。

  农工商学第九

  石田千里,谓之无地;愚民百万,谓之无民。〔《韩诗外传》语〕不讲农、工、商之学,则中国地虽广民虽众,终无解于土满人满之讥矣。劝农之要如何?曰讲化学。田谷之外,林木果实,一切种植,畜牧养鱼,皆农属也。生齿繁,百物贵,仅树五谷,利薄不足以为养,故昔之农患惰,今之农患拙。惰则人有遗力,所遗者一二;拙则地有遗利,所遗者七八。欲尽地利,必自讲化学始。《周礼》草人掌土化之法,实为农家古义。养土膏,辨谷种,储肥料,留水泽,引阳光,无一不需化学。又须精造农具,凡取水,杀虫,耕耘,磨砻,或用风力,或用水力,各有新法利器,可以省力而倍收,则又兼机器之学。西人谓一亩之地,种植最优之利可养三人,若中国一亩所产,能养一人,亦可谓至富矣。然化学非农夫所能解,机器非农家所能办,宜设农务学堂,外县士人各考其乡之物产,以告于学堂,堂中为之考求新法、新器,而各县乡绅有望者、富室多田者试办以为之倡,行而有效,民自从之。〔上海《农学报》多采西书,甚有新理新法,讲农政者宜阅之〕昔者英忌茶之仰给于华也,印度锡兰讲求种茶,无微不至,自印茶盛行,茶市日衰,销路仅恃俄商,大率俄销十之八,英、美销其一二,缘茶中含有一质,涩而兼香,西人名曰“胆念”,印茶惟胆念较华茶略少。故俄尚食华茶。若再数年,印茶日精,恐华茶无人过问矣。此茶户种茶不培,摘芽不早,茶商不用机器,烘焙无法之弊也。〔光绪二十年,湖北、湖南两省合力,以官款买茶三百二十箱,附俄公司船运赴俄境,自销之。西路水运,销阿叠萨,托出使许大臣交俄行带售;东路陆运,销恰克图,托俄商佘威罗福代售,除茶价、运费、关税外,西路赢馀得息一分,东路赢馀得息五分。若使我自有公司在彼,其利必更饶馀可知也〕丝之为利比茶尤多,十年以前,西洋各国用华丝者十之六;三年以内,日本丝销十之六,意国丝十之三,华丝仅十之一,且本贵则价难减,价昂则销愈滞。此由养蚕者不察病蚕,售茧者多搀坏茧,茧耗既多,成本自贵之弊也。外国种棉分燥土、湿土两种,长茎宜湿地,短茎宜燥地。种植疏阔,故结实肥大。〔种子三粒为一窠,长至四五寸,留壮者一株,其馀拔去,每茎相距横三尺三寸,纵一尺三寸〕洋布、洋纱为洋货入口第一大宗,岁计价四千馀万两,自湖北设织布局以来,每年汉口一口进口洋布,已较往年少来十四万匹。特是洋纱最精,有至四十号者,而华棉绒短纱粗,以机器纺之,仅能纺至十六号纱止,以故不能与洋纱洋布敌。购洋棉子种之,多不蕃茂,此由农夫见小,种棉过密,又不分燥湿之弊也。麻为物贱,南北各省皆产,然仅供缉绳、作袋之用,川、粤、江西仅能织夏布耳,西人运之出洋,搀以棉则织成苎布,搀以丝则织为绸缎,其利数倍。此由沤浸无术,不能去麻胶,又无搀丝之法之弊也。〔湖北现设制麻局于省城外,以西法为之,若有效,各省可仿行〕丝、茶、棉、麻四事皆中国农家物产之大宗也,今其利尽为他人所夺,或虽有其货而不能外行,或自有其物而坐视内灌,愚懦甚矣。〔惟种稻,西人谓其勤力得法〕西法植物学谓土地每年宜换种一物,则其所吸之地质不同,而其根叶坏烂入土者,其性各别,又可以补益地力,七年一周,不必休息而地力自肥。较古人一易、再易、三易之法更为精微,此亦简显易行者也。工学之要如何?曰教工师。工者农商之枢纽也,内兴农利,外增商业,皆非工不为功。工有二道:一曰工师,专以讲明机器学、理化学为事,悟新理、变新式,非读书士人不能为,所谓智者创物也。一曰匠首,习其器,守其法,心能解,目能明,指能运,所谓巧者述之也。中国局厂良匠多有通晓机器者,然不明化学、算学,故物料不美;不晓其源,机器不合,不通其变,且自秘其技,不肯传授多人,徒以把持居奇,鼓众生事为得计,此《王制》所谓执技事上,不与士齿者耳。今欲教工师,或遣人赴洋厂学习,或设工艺学堂,均以士人学之,名曰工学生,将来学成后名曰工学人员,使之转教匠首。更宜设劝工场,凡冲要口岸,集本省之工作各物陈列于中,以待四方估客之来观,第其高下,察其好恶,巧者多销,拙者见绌,此亦劝百工之要术也。商学之要如何?曰通工艺。夫精会计、权子母,此商之末,非商之本也。外国工商两业相因而成,工有成器,然后商有贩运,是工为体,商为用也。此易知者也。其精于商术者,则商先谋之,工后作之,先察知何器利用,何货易销,何物宜变新式,何法可轻成本,何国喜用何物,何术可与他国争胜,然后命工师思新法、创新器,以供商之取求,是商为主,工为使也。此罕知者也。二者相益,如环无端,中国之商惟听其自然而已。所冀者亿中之利,如博塞求赢,但凭时运;所分者坐贾之馀,如刮毛龟背。虽得不多,虽有积货如阜,日赢千金,犹为西商役也。至劝商之要,更有三端:一曰译商律。商非公司不巨,公司非有商律不多,华商集股,设有欺骗,有司罕为究追,故集股难。西国商律精密,官民共守,故集股易。一曰自治。近年茶市虽敝,然仍是芽嫩无烟者价高而速售,霉湿搀杂者、样盘抵换者价亏而难销,若不求自治之方,而欲设总行以为合群持价之计,西商固必不听,群贩亦必不从。一曰游历。各省宜设商会,上海设一总商会,会中自举数人出洋游历,察其市情货式,随时电告以为制造、贩运之衡,此较设外洋公司为易。夫学问之要,无过阅历,各国口岸即商务之大学堂也。大抵农、工、商三事互相表里,互相钩贯,农瘠则病工,工钝则病商,工、商聋瞽则病农,三者交病,不可为国矣。至如驼羊之毛、鸡鸭之羽皆弃材也,马牛之皮革皆低贱也,西商捆载而去,制造而来,价三倍矣。水泥〔西人名塞门德士,华名红毛泥〕、火砖〔以中国观音土和砖屑烧成之〕、火柴、火油、洋毡、洋纸、洋蜡、洋糖、洋针、洋钉,质贱、用多而易造者也。事事仰给外人,而岁耗无算矣。然而以上诸事,非士绅讲之,官吏劝之不可,荀卿盛称儒效,而谓儒不能知农、工、商之所知,此末世科目章句之儒耳,乌睹所谓效哉?

  兵学第十

  或曰:兵必须学。《论语》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诸葛忠武曰:“入阵既成,自今行师,庶不覆败矣。”是兵有法、有教也。或曰:兵不在学。霍去病曰:“顾方略何如耳,不至学古兵法。”岳武穆曰:“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是兵无法、无教也。此皆圣贤名将之说也,何道之从?曰:吾将以四说通之。盖兵学之精,至今日西国而极,有械不利,利械不习,与无手同;工作不娴,桥道不便,辎重不备,与无足同;地理不熟,测量不准,侦探不明,与无耳目同。聚千万无手、无足、无耳目之人,乌得为兵?是必先教之以能战之具,范之以不败之法,既成为兵矣,而后可以施方略、言运用。至于方略运用,岂必西法,亦岂必古法哉。汉《艺文志》兵家分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类,西人兵学惟阴阳不用,馀皆兼之。枪炮、雷电、铁路、炮台、濠垒、桥道,技巧也;地图测算,形势也;至攻守谋略,中西所同,因其械精艺多,条理繁细,故权谋一端亦较中法为密。陆军之别有五:曰步队、马队、炮队、工队、辎重队,工、辎两队皆兼有步队之所能,每一军皆兼有之,如四体具而后为人。工队主营垒桥道之事,辎重队主械药衣粮之事,西法以步队、炮队为最重,马队止为包抄及侦探之用。工、辎二队,古人所略,缘火器猛烈,或大队相持,或侦探扼守,必须掘地营、开濠堑,顷刻立就,若遇溪河泥沙,必须应时可渡,故立工队。今日用快枪、快炮,所需子弹过多,〔一装五子、十子连珠而发者为快枪,炮子如枪子式,子弹相连,一分钟可放数十出者为快炮〕以及备战各物至为繁重,故立辎重队,分为数起,层递转运,故进不误用,退不全失。〔《淮南子·兵略训》言:将以五官为股肱手足,一曰尉之官,治军者也;一曰候之官,侦探也;一曰司空之官,空、工古今字,即工程队之官也;一曰舆之官,即辎重队之官也。其一阙,其说舆之官曰:“收藏于后,迁舍不离,无淫舆,无遗辎,舆之官也。”往年辽东之战多因无此队之为累矣〕临战之善有三:一、未战先绘图,〔欲兴敌国有战事,先于一两年前详绘敌境地图〕一、马队充侦探,〔侦探必以马队分途四出,更番归报〕一、前敌有军医。〔随在阵后,药物皆具。西法有军乐队,以作战士之气,今姑从缓〕恤兵之善有四:一、饷厚,一、将不发饷,别有官主之,一、兵不自爨,官为供备,一、阵亡者恤其家终身。教武备学生之法有三:曰学堂,曰操场,曰野操。学堂讲军械理法,地理测绘,战守机宜,古来战事。操场习体操,队伍,火器。野操习分合、攻守、侦探。〔或于山阜,或于溪谷,或于平地,作两军对敌状,惟将所指挥无定式,不仅在校场排演旧阵也〕将领教偏裨之法有二:曰兵棋,曰战图。兵棋者,取地图详绘山水道路,林木村落,以木棋书马,步各队,将校环坐,各抒所见,商榷攻守进退之法。战图者,取西国古来大战事诸图,推究其胜败之故,其教之程期有三:教兵止在操场,迟者一年可用,速者半年可用。教弁即有学堂,〔若绿营把总外委额外,勇营哨官,哨长皆为弁〕步队、辎重队弁十四月,马队弁十六月,炮队、工队弁十八月,均兼随营操演。〔其十四岁以前例入之小学堂,不在此数〕教将官者,学堂五年,随营操演二年。〔若绿营千总以上至副将,勇营管带以上至分统皆为官,以下为弁,界限甚严〕教大将者,学堂五年,随营二年,再入大学堂二年。〔若提镇及大统领〕凡为将官者,虽为官,仍不废学,以时受教于本管之将领,必至大将乃不受学,初入学堂者,年无过二十岁。总之,略于教兵,详于教将,此其要旨也,自将及弁,无人不读书,自弁及兵,无人不识字,无人不明算,无人不习体操,无人不解绘图,此其通例也。水师之别有二:曰管轮,曰驾驶。管轮主轮机测量,驾驶主枪炮攻战、先教之于学堂,大率五年。复教之于练船,游历各国海口,习风涛,测海道,观战事,大率三年。其事较陆军为尤精。〔将领之外,又有关涉军事最要之官两项:一曰参谋官,主谋画调度,考地理,审敌情,国君之参谋,若宋之枢密、明之本兵,将帅之参谋,若今之营务处而较尊。一曰会计官,主一军械物、衣粮、车马,何物用汽车,一车装若干;何物用马,一马驮若干;何物用马车,一车装若干,皆预算于平时,若今之粮台。两项官皆出于学堂,参谋尤重。今日固有营务处、粮台,但无预为此学者耳〕兵之等差有三:在营者为常备兵,教之三年,即遣之归,名为预备兵,不给饷,每年调集一操,酌予奖赏。又三年则罢为后备兵,有大战事,常备不足,则以预备兵充之。大率每年常备之退为预备兵者约三之一,补新兵亦三之一,新旧层递蜕换,行之二十年,则举国之人无不习战者,用饷愈省,得兵愈多,兵技常熟,兵气常新。其法创始于德,欧洲效之,东洋踵之。〔欧洲大战动辄用兵二、三十万,故兵须多〕然此法所以能行者,外国重武,其民以充兵为荣,为国家效力计,不为一身糊口计。〔华兵以入伍为生计,故疲老多而裁汰难〕且工商多,闲民少,其兵皆有技能,军籍既脱,仍有执业,故可行也。中国若仿为之,则惟有于三年学成之兵发给凭照,退为预备兵,遣归本籍,酌给半饷,以供本县缉捕之用。改业远出者不给饷,三年以后亦照西法退为后备,有事募集,亦可得半。至其教将士之本务有二:曰知忠爱,曰厉廉耻。〔西洋将官教武备学生之言曰:“汝等须先知自己是中国人,将来学成,专为报效国家。若临战无勇,乃国家之耻,一身之耻。若无此心,虽练成与西兵一律之才能,亦无用也。”云云,西人武备书所言,意与此略同。东洋将领人给官书一卷,佩之于身。有来湖北者,取视其本,所载皆中国古来忠义文字,如《出师表》《正气歌》之类〕所以将士皆能知忠爱,厉廉耻者,其道有一,曰尚武功。其国君服提督之服,邻国之君相赠以武将之衔,临战之饥寒有备,战殁之家属有养,兵之死亡,君亲吊之;兵之创伤,后亲疗之。故将之尊贵过于文臣,兵之自爱过于齐民,强国之由其在此矣。今日朝野皆知练兵为第一大事,然不教之于学堂,技艺不能精也,不学之于外洋,艺虽精,习不化也。在上无发愤求战之心以倡导之,兵虽可用,将必不力也。或曰:使古之孙、吴、韩、岳、戚,近今之江、塔、罗、李、多,与西人战,能胜否乎?曰:能。亦学西法否乎?曰:必学。夫师出以律,圣之明训也;知己知彼,军之善经也;后起者胜,古今之通义也。兵事为儒学之至精,胡文忠阅历有得之格言也。〔《孙子》火攻篇即西法先导,谋攻篇“其次伐交”,九地篇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预交”。争天下之交、养天下之权,皆西国兵争要义。《吴子》:“地轻马,马轻车,车轻人,人轻战。”与西法行军修路合。“一人学战,教成十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与西法学堂重在教将领合。畜骑之对,与西法养马合〕知忠爱廉耻则必学。其不学者,必其不知忠爱廉耻者也。使诸名将生今之世,必早已习其器、晓其法,参以中国之情势,即非仿行亦必暗合,即出新意亦同宗旨,而又鼓以忠义之气,运以奇正之略,奚为而不可胜哉?若近日武臣怠惰粗疏,一切废弛,而藉口于汉家自有制度,亦多见其无效忠死国之诚而已矣。方今兵制教法,东洋、西洋大略皆同,盖由推求精善,故各国有则效而无改易之者。语曰:“不习为吏,视己成事。”况不习兵而又不视成事,岂不殆哉?

  矿学第十一

  矿学者,兼地学、化学、工程学三者而有之,其利甚博,而其事甚难。夫以浑浑土石,略见苗引,而欲测其矿质之优劣、矿层之厚薄、矿脉之横斜、施工之难易,是何异见垣一方人之神术矣。西国矿师之精者声价极重,不肯来华,其来者中下驷而已。方今兴利之法,诚无急于此者,然华商既无数百万之巨资,矿之易开者,一矿亦须数十万,又无数十年之矿学,但凭西师一言,岂能骤集巨股?且无论何矿,非深不佳,水源不止一孔,石隔不止一层,资费耗尽,亦必中作而辍。若略备微资,姑用土法,遇水、遇石即已废然而返,是矿利终不可兴也。是惟有先讲实学,缓求速效之一法。今山东之矿已为他人所笼,山西之矿亦为西商所觊,若东三省之金,湖南、四川、云南以及川滇边界、夷地、番地之五金,煤炭最为丰饶,他省亦尚不多。有矿之省,宜由绅商公议,立一矿学会,筹集资斧,公举数人出洋,赴矿学堂学习,数年学成回华,再议开采,察矿之质性。而后购机。水有开通运道之法,陆有接通大小铁路之法。而后采矿,能不用西师固善,即仍用西师,我亦可辨其是非而不为所欺。如是则得尺得寸,不等于象罔求珠矣。窃谓今日万事根本惟在于煤,故煤矿较他矿尤急,而开煤尤非凿井深入不为功,凡近地面之煤,其灰质必较多,其矿气必较重,其煤质必不甚坚结。土法之病,斜穿而不能深入,遇水而不能急抽,或积水淹,或架木圮,或煤气闭,或地火发,是四者皆足以坏井。即使浅尝可得佳煤,而所得无多,其井已废,数月必弃一井,一年必易一山,人力已竭,而佳煤未动,虽凿遍九州之山,而断不能得一可用之煤矿。〔锅炉、气机止用烟煤、白煤,若炼铁、炼钢必须焦炭,非佳煤不能炼焦炭,非西炉、西法所炼亦不能精,此又煤矿之相因递及者〕尝考英国之富以煤矿兴,故西人谓煤矿之利国利民实在五金以上,五金若乏,可以他物代之,煤则孰能代之?煤源一断,机器立停,百举俱废,虽有富强之策,安所措手哉?大抵西法诸事皆以先学艺后举事为要义,学将而后练兵,学水师而后购舰,学工师而后制造,学矿师而后开矿,其始似迟,其后转速,其费亦必省。或曰:必待学成而后开矿,如时迫效远何?无已,则有一变通之策焉。就本省内择取一矿,募西人之曾办矿厂确有阅历者与议包办,一切用人购器听其主持,不掣其肘,约定出矿后优给馀利,限满而不得矿有罚,即于局内设矿学堂,矿成获利以后,我之学生及委员、工匠皆已学成。此藉矿山为矿学堂之法也。〔但须严定限制,止开此处。若全省包办,则其害甚大,不可行〕记曰:“地不爱其宝,人不爱其情。”若人无湛深之思,专壹之志,而欲乞灵富媪,安坐指挥以侥大利,盖不可得之数矣。更有一策,与西人合本开采,本息按股匀分,但西本止可十之三四,不得过半。尤为简易无弊,较之全为西人所据及,佳矿而不能开者,不远胜乎?此策在前三年则必梗于时议,此时或可行矣。

  铁路第十二

  有一事而可以开士、农、工、商、兵五学之门者乎?曰:有,铁路是已。士之利在广见闻,农之利在畅地产,工之利在用机器,商之利在速行程、省运费,兵之利在速征调、具粮械。三代以道路为大政,见于《周礼》《月令》《左传》《国语》诸书。西法富强尤根于此。中国道路之政久已不讲,山行则荦确,泽行则泥淖,城市芜杂,乡僻阻绝,以故人惮于出乡,物艰于致远。士有铁路,则游历易往,师友易来;农有铁路,则土苴粪壤皆无弃物;商有铁路,则急需者应期,重滞者无阻;工有铁路,则机器无不到,矿产无不出,煤炭无不敷;兵有铁路,则养三十万精兵,可以纵横战守于四海。凡此五学,总之以二善:一曰省日力,一日可治十日之事,官不旷,民不劳,时不失;一曰开风气,凡从前一切颓惰之习,自然振起,迂谬耳食之论,自然消释泯绝而不作。至于吏治不壅,民隐不遏,驿使不羁,差徭不扰,灾歉不忧,皆相因而自善。夫如是,故天下如一室,九州如指臂,七十万方里之地皆其地也,四百兆之人皆其人也。如人之一身,气脉畅通而后有运动,耳目聪明而后有知觉,心知灵通而后有谋虑,耳目者外国报也,心知者学堂也,气脉者铁路也。若铁路不成,五学之开未有日也。至铁路所不到之处,则先多修马路及行手车之小铁路,阜民敏政,亦其次矣。综观东西洋各国,自三十年来无不以铁路为急,日增月多,密如蛛网,大国有铁路数十万里,小国有铁路二三万里。〔东西洋各国公设有铁路会,考求铁路利病新法,三年一举〕今中国干路北起卢沟,南达广州,已归总公司建造,以后分造枝路,工尤省,利尤厚。其尤便者,凡借洋款皆须抵押,独修铁路一事,借款即以此路作抵,无须他物,商为之则利在商,国为之则利在国,况方今东海之权,我已与西洋诸国共之,门户阻塞,如鲠在喉,若内无铁路,则五方隔绝,坐受束缚。人行于海上,我痿痹于室中,中华岂尚有生机乎?昔魏太武讥刘宋为无足之国,以此较两国胜负之数,谓北朝多马,南朝无马也。若今日时势,海无兵轮,陆无铁路,则亦无足之国而已。及今图之,为时已晚,若再因循顾虑,恐尽为他人代我而造之矣。

  会通第十三

  《易传》言通者数十,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是谓通。难为浅见寡闻道,是谓不通。今日新学、旧学互相訾謷,若不通其意,则旧学恶新学,姑以为不得已而用之,新学轻旧学,姑以为猝不能尽废而存之,终古枘凿,所谓“疑行无名,疑事无功”而已矣。《中庸》“天下至诚”“尽物之性”“赞天地之化育”,是西学格致之义也。〔《大学》格致与西人“格致”绝不相涉,译西书者借其字耳〕《周礼》土化之法,化治丝枲,饬化八材,是化学之义也。《周礼》一易、再易、三易,草人、稻人所掌,是农学之义也。《礼运》“货恶弃地”,《中庸》言山之广大,终以宝藏兴焉,是开矿之义也。《周礼》有山虞、林衡之官,是西国专设树林部之义也。《中庸》“来百工则财用足”,夫不以商足财,而以工足财,是讲工艺、畅土货之义也。《论语》工利其器,《书》“器非求旧维新”,是工作必取新式机器之义也。《论语》“百工居肆”,夫工何以不居其乡而必居肆,意与《管子》处工就官府同,是劝工场之义也。《周礼》训方氏训四方,观新物,是博物院、赛珍会之义也。《大学》“生之者众,食之者寡”,即西人富国策“生利之人宜多,分利之人宜少”之说也。《大学》“生财大道,为之者疾”,《论语》“敏则有功”,然则工商之业、百官之政、军旅之事必贵神速,不贵迟钝可知,是工宜机器、行宜铁路之义也。《周礼》司市,亡者使有,微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是商学之义,亦即出口货无税、进口货有税及进口税随时轻重之义也。《论语》“教民七年,可以即戎”“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是武备学堂之义也。〔《司马法》“虽遇壮者,不校勿敌,敌若伤之,医药归之”,与西人交战时有医家红十字会同〕《汉书》艺文志谓九流百家之学皆出于古之官守,是命官用人皆取之专门学堂之义也。《左传》仲尼见郯子而学焉,是赴外国游学之义也。《内则》十三年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聘义》勇敢强有力,所以行礼,是体操之义也。《学记》“不歆其艺〔从郑注〕,不能悦学”,是西人学堂兼有玩物适情诸器具之义也。《吕刑》“简孚有众,维貌有稽”〔貌,《说文》作緢,细也〕,《王制》“疑狱氾与众共之”,是讼狱凭中证之义也。《周礼》外朝询众庶,《书》谋及卿士,谋及庶人,从逆各有吉凶,是上下议院互相维持之义也。《论语》“众好必察,众恶必察”,是国君可散议院之义也。《王制》“史陈诗观民风,市纳价观民好”,《左传》“士传言,庶人谤,商旅市,工献艺”,是报馆之义也。凡此皆圣经之奥义,而可以通西法之要指。其以名物文字之偶合、琐琐傅会者皆置不论,〔若谓“神气风霆”为电学,“含万物而化光”为光学之类〕然谓圣经皆已发其理,创其制,则是;谓圣经皆已习西人之技,具西人之器,同西人之法,则非。昔孔子有言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是此二语乃春秋以前相传之古说。《列子》述化人,以穆王远游,西域渐通也。邹衍谈赤县,以居临东海,商舶所传也。故埃及之古刻类乎大篆,南美洲之碑勒自华人。然则中土之学术政教东渐西被,盖在三代之时,不待畴人分散、老子西行而已然矣。以后西汉甘英之通西海,东汉蔡愔、秦景之使天竺,摩腾辈之东来,法显辈之西去,大秦有邛竹杖,师子国有晋白围扇,中西僧徒、水陆商贾来往愈数,声教愈通,先化佛国,次被欧洲,次第显然,不可诬也。然而学术、治理或推而愈精,或变而失正,均所不免。且智慧既开以后,心理同而后起胜,自亦必有冥合古法之处,且必有轶过前人之处。即以中土才艺论之,算数、历法诸事,陶冶、雕织诸工,何一不今胜于古?〔日食有定,自晋人已推得之〕谓圣人所创,可也;谓中土今日之工艺不胜于唐虞三代,不可也。万世之巧,圣人不能尽泄,万世之变,圣人不能预知。然则西政、西学果其有益于中国,无损于圣教者,虽于古无征,为之固亦不嫌,况揆之经典灼然可据者哉?今恶西法者见六经古史之无明文,不察其是非损益而概屏之,如诋洋操为非,而不能用古法练必胜之兵;诋铁舰为费,而不能用民船为海防之策,是自塞也。自塞者,令人固蔽傲慢,自陷危亡,略知西法者又概取经典所言而傅会之,以为此皆中学所已有。如但诩借根方为东来法,而不习算学,但矜火器为元太祖征西域所遗,而不讲制造枪炮,是自欺也。自欺者,令人空言争胜,不求实事。溺于西法者甚或取中西之学而糅杂之,以为中西无别,如谓《春秋》即是公法,孔教合于耶苏,是自扰也。自扰者,令人眩惑狂易,丧其所守。综此三蔽,皆由不观其通。不通之害,口说纷呶,务言而不务行,论未定而兵渡江矣。然则如之何?曰: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不必尽索之于经文,而必无悖于经义。如其心圣人之心,行圣人之行,以孝弟忠信为德,以尊主庇民为政,虽朝运汔机,夕驰铁路,无害为圣人之徒也。如其昏惰无志,空言无用,孤陋不通,傲很不改,坐使国家颠,圣教灭绝,则虽弟佗其冠,冲淡其辞,手注疏而口性理,天下万世皆将怨之詈之,曰此尧、舜、孔、孟之罪人而已矣。

  非弭兵第十四

  兵之于国家,犹气之于人身也。肝藏血而助气,故《内经》以肝为将军之官。人未有无气而能生者,国未有无兵而能存者。今世智计之士,睹时势之日棘,慨战守之无具,于是创议入西国弭兵会,以冀保东方太平之局,此尤无聊而召侮者也。向戌弭兵,子罕责其以诬道蔽诸侯,况今之环球诸强国,谁能诬之,谁能蔽之?奥国之立弭兵会有年矣,始则俄攻土耳其,未几而德攻阿洲,未几而英攻埃及,未几而英攻西藏,未几而法攻马达加斯加,未几而西班牙攻古巴,未几而土耳其攻希腊,未闻奥会中有起而为鲁连子者也。德遂以兵占我胶州矣,俄又以兵占我旅顺矣,廿年以来但闻此国增兵船,彼国筹新饷,争雄争长而未有底止。我果有兵,弱国惧我,强国亲我,一动与欧则欧胜,与亚则亚胜,如是则耀之可也,弭之亦可也,权在我也。我无兵而望人之弭之,不重为万国笑乎?诵《孝经》以散黄巾,黄巾不听;举驱虞幡以解斗,斗者不止。苟欲弭兵,莫如练兵。海有战舰五十艘,陆有精兵三十万,兵日雄,船日多,炮台日固,军械日富,铁路日通,则各国相视而不肯先动,有败约者必出于战,不恤孤注,不求瓦全,如是则东洋助顺,西洋居闲,而东方太平之局成矣。管子曰:“寝兵之说胜,则险阻不守,全生之说胜,则廉耻不立。”若弭兵之议一倡,则朝野上下,人人皆坐待此会之成,更不复有忧危图治之心、枕戈待敌之事。各省寥寥数军,裁者不复,存者不练,器械朽败,台垒空虚,文酣武嬉,吏贪民困,忠谏不入,贤才不求,言官结舌,人才消沮,诸国见我之昏愚如此、无志如此,于是一举而分裂之,是适以速亡而已。山行不持兵,而望虎之不咥人,不亦徒劳矣乎?又有笃信公法之说者,谓公法为可恃,其愚亦与此同。夫权力相等则有公法,强弱不侔,法于何有?古来列国相持之世,其说曰力钧角勇,勇钧角智,未闻有法以束之也。今日五洲各国之交际,小国与大国交不同,西国与中国交又不同,即如进口税主人为政,中国不然也;寓商受本国约束,中国不然也;各国通商只及海口,不入内河,中国不然也。华洋商民相杀,一重一轻,交涉之案,西人会审,各国所无也,不得与于万国公会,奚暇与我讲公法哉?知弭兵之为笑柄,悟公法之为讏言,舍求诸己而何以哉。

  非攻教第十五

  异教相攻,自周秦之间已然。儒、墨相攻,老、儒相攻。庄,道也,而与他道家相攻;荀,儒也,而与他儒家相攻。唐则儒、释相攻,后魏、北宋则老、释相攻,儒之攻他教者辨黑白,他教之相攻者争盛衰。欧洲因争新教、旧教,连兵相杀数十年,乃教士各争权势,藉以为乱,非争是非也。至今日而是非大明,我孔、孟相传大中至正之圣教,炳然如日月之中天,天理之纯,人伦之至,即远方殊俗亦无有讥议之者。然则此时为圣人之徒者,恐圣道之陵夷,思欲扶翼而张大之,要在修政,不在争教,此古今时势之不同者也。中外大通以来,西教堂布满中国,传教既为条约所准行,而焚毁教堂又为明旨所申禁,比因山东盗杀教士一案,德国藉口,遂踞胶州,各国乘机要求,而中国事变日亟。有志之士但当砥厉学问,激发忠义,明我中国尊亲之大义,讲我中国富强之要术,国势日强,儒效日章,则彼教不过如佛寺道观,听其自然可也,何能为害?如仍颓废自甘,于孔、孟之学术、政术不能实践力行,学识不足以济世用,才略不足以张国威,而徒诟厉以求胜,则何益矣?岂惟无益,学士倡之,愚民和之,莠民乘之,会匪、游民藉端攘夺,无故肇衅,上贻君父之忧,下召凭陵之祸,岂志士仁人所忍为者哉?不特此也,海上见闻渐狎,中西之町畦渐化,若游历内地,愚夫小儿见西国衣冠者则呼噪以随之,掷石欧击以逐之,一哄而起,莫知其端,并不问其为教士、非教士,欧洲人、美洲人也。夫无故而诟击则无礼,西人非一,或税关所用,或官局所募,或游历,或传教,茫然不辨,一概愤疾则不明,诏旨不奉则不法,以数百人击一二人则不武,怯于公战、勇于私斗则不知耻,于是外国动谓中国无教化,如此狂夫,亦何以自解哉?至于俗传教堂每有荒诞残忍之事,谓取人目睛以合药物,以造镪水,以点铅而成银,此皆讹谬相沿,决不可信。〔光绪十七年宜昌教案,先哄传搜获教堂所蓄幼孩七十人皆无目者,百口一辞。及委员往,会同府县一一验视,则皆无影响,止一人瞽其一目,眼眶内瘪,其睛尚在,其人及其父母均言因出痘所伤,群疑始释。又如光绪二十二年江阴教堂之案,乃系劣生向教堂索诈,埋死孩以图栽诬,城乡周知,其人当即服罪讯结。此皆近事之可凭者〕试思西教创立千馀年,流行地球数十国,其新教、旧教争权攻击,则多有之矣,从无以残忍之事为口实者。若有此事,则西国之人早已尽为教堂残毁,无完肤、无遗种矣。若谓不戕西人,惟残华民,则未通中华以前,此千馀年中之药物、镪水、银条,安所取之?且方今外洋各国所需之药物、镪水,所来之银条,一日之内即已无算,中国各省虽有教堂,又安得日毙数千万之教民,日抉数千万之眸子以供其取求耶?语云:“流丸止于瓯臾,流言止于智者。”荐绅先生、缝掖儒者,皆有启导愚蒙之责,慎勿以不智为海外之人所窃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