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云纱的宣传标语汇集90条

香云纱的文化审美特征论文

　　香云纱采用独具智慧的加工方式，运用天然植物染料，以河涌中的河泥作媒染剂，并以河水清洗织物；加工的对象是天然纤维织物；加工场地是自然生态的河滩、草地；加工能源是阳光，而且生产过程无污染排放，香云纱工艺堪称人与自然和谐的典范。因此香云纱被称为绿色环保产品，生态纺织品也毫不为过，在服饰上的运用，彰显其生态自然的传统服饰文化特色。此外，香云纱属于丝绸“纱类”织物，其名称中后词“纱”表织物大类，前词表工艺特征，“香云”谐音“响云”，“响云”意指以此面料制成服饰穿着行动时沙沙作响，以织物的意韵神态为名；再者“香云”是美誉，寄托美好之意，从中国传统审美角度命名，中国人一贯以吉祥、溢美之词，表达对美好事物的欣赏之意。香云纱从名称上亦传达出民族传统文化审美意蕴。

　　香云纱地域文化价值内涵

　　香云纱作为地域性服饰产品，根植于民族文化土壤，众多独特之处构成了其独特的地域文化价值，是为地域文化的表征。香云纱（莨绸）作为广东地区特有的天然丝绸产品，英文译名为“gambieredCantongauze”，英文名称中“gambiered”为“被开创”之意；“Canton”为“广东”之意；“gauze”为“薄纱”之意，香云纱英文原意有“始创于广东地区的薄纱”之意，由此显示香云纱地域性特征非常明显。香云纱加工的地域性特征：首先，香云纱加工以桑蚕丝织物为坯绸，而广东丝绸历史悠久，早在汉唐时期，就有“采桑饲蚕”、“桑蚕织绩”的活动和关于丝织物“广东锦”的记载。广东是我国蚕桑的主要产区之一，素有“粤缎之质密而匀”、“广纱甲天下”的说法[3]，特别是香云纱产地佛山地区自古丝绸纺织业较为发达。再者，香云纱加工关键环节，染色“上莨”所用薯莨为岭南地区特有的野生植物，自古就因优异的性能而被用于染色整理织物和皮革。广东佛山地区河涌密布，香云纱二次上染“过乌”所用河泥必是该地区河涌中无污染的河泥。由于传统香云纱加工环境的自然生态性要求，香云纱只出产于岭南地区广东佛山的顺德、南海这一特定区域，该地区位于北回归线以南，属亚热带气候，终年温暖湿润。香云纱“上莨”之后晒莨工艺需要足够的日晒强度和相当大的湿度条件，这两项恰是产地的气候特点，传统香云纱依赖地域环境加工生产的独特性，即构成了香云纱加工的地域特色文化内涵。香云纱的形成是基于广东地区湿热气候对服饰的特殊需求。经过薯莨涂层处理的香云纱面料，除了具有桑蚕丝织物轻滑、吸湿透气的特性，更有触感清凉，挺爽不贴身，穿着时“流汗不黏身”，凉爽宜人之感；而且由于薯莨胶质物质作用，面料抗皱性增强，易洗、快干，便于保养，适合广东地区的炎热潮湿的气候环境穿用，深受当地人喜爱，并且影响至气候环境与之相似的华南及南洋一带。同时，由于薯莨本身就是一种中药，有防霉、除菌、除臭等保健功效，面料浸染薯莨之后，服饰在使用过程中，有效药用成分缓慢释放，对高温高湿的气候环境尤为有效。

　　香云纱丝绸文化审美价值体现

　　香云纱是运用植物染料、手工染色工艺加工的传统桑蚕丝织物，是博大精深的中国丝绸中的一个特色品种类型，具有中国古老丝绸文化的.典型表征意义。丝绸织物历史源远流长，早期的织物名称多为单音词，后来就在此词的前面加上许多修饰性的词，在明清时期形成了较完整的命名规则，这一模式直到今天仍适用。“香云纱”、“莨纱”名称中后词“纱”是丝绸大类名称。纱类织物一般是指丝线细、密度小具有轻薄感的丝织物。古时亦可写作“沙”，《礼记》说“周王后，夫人服以白纱豰为里，谓之素沙”[2]，乃是取其孔稀疏能漏沙之意。纱常有低密度平纹，重平组织交梭纱，以及绞经组织形成的小提花的纱织物。香云纱、莨纱命名为“纱”，是因最初加工这类产品，是用有透空的桑蚕丝小提花绞纱织物作坯绸，故而得名。但目前加工香云纱的坯绸早已不限于这类纱织物了，已扩展到电力纺、双绉、素绉缎、提花缎等等各种类型丝绸面料，因而习惯上将除绞纱织物为坯绸加工的香云纱统称为“莨绸”。“莨绸”后词单音词“绸”，亦为丝绸大类名称，“绸”在《说文》中解释为“大丝缯也”，“缯”在古时用作丝织物总称，而现代常用“绸”作丝织物的总称。“绸”普遍认为是质地较为细密，但不过于轻薄的丝织物。在近期制定的莨纱国家标准中，确定“莨绸”为香云纱的正式学名[5]。香云纱的命名蕴含着中国传统丝绸文化，体现了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和文化审美观。香云纱质地精良、风格独特，属于丝绸产品中的高档品种，自然传达出丝绸高品质的、珍贵的材质感，表达了中国丝绸文化的积淀。历史上，丝绸曾作为中国的名片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香云纱因产地临海的特殊地理位置，早自明代起，经“海上丝绸之路”大规模出口海外，香云纱表征的中国丝绸文化远播海外。中国丝绸，有着新奇、精致、柔和、纤巧和优雅的审美意蕴，如今，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以丝绸为代表的服饰产品在世界消费潮流中仍备受青睐，散发出其固有的独特魅力。以香云纱为代表的中国古典丝绸在现代的时装流行中活跃起来，充分展示着中国服饰文化的风采。

　　香云纱服饰文化审美价值体现

　　天然材料纯手工制作的香云纱，具有独特质感，面料特征成为香云纱服饰审美形式的重要因素，使以其制作的服饰韵味深长，彰显独特神秘的服饰审美价值；香云纱服饰亦成为香云纱服饰文化审美价值的重要载体，香云纱通过服饰传达出一种文化的气息。

　　1香云纱服饰材质美

　　香云纱以桑蚕丝织物为坯绸，因而具有丝绸的内在材质美感，更为突出的特征是与普通丝绸迥异的外在质感效果，主要缘于香云纱加工工艺中的晒莨和过乌形成的涂层物质作用；加之织物经薯莨汁液的反复多次浸泡，结构变得相当紧密，进一步获得增重的效果[6]，从而增强了面料的强度和耐磨性，使柔软的桑蚕丝坯绸变得硬挺，形成香云纱特有的挺爽质感。再者，香云纱服饰在使用过程中，由于面料会不断经受摩擦、挤压作用，涂层物质随之逐渐剥落，面料表面会渐渐形成一种类似于蜡染的龟裂的“冰纹”肌理，呈现出自然、神秘的风格特征。此外，随穿用时间延长，洗涤次数增加，涂层逐渐润涨，不断发生变化，手感越来越柔软，颜色更加柔和，纹理更加细腻，香云纱正有所谓“越穿越美”之说。随着穿用过程的面料变化，香云纱服饰穿着体现了一种自然独特的审美韵味。

　　2香云纱色彩的服饰审美意蕴

　　香云纱面料双面异色，正面色深，乌黑亮泽，色彩凝重沉静，表达出含蓄与优雅的意蕴；背面色浅，为棕黄或棕红色，自然朴实，传达出质朴、古雅的气息。其正反面色泽深浅对比，视觉冲击感强；同时棕与黑稳重和谐，蕴含高雅，透露出幽然深远的审美意味。香云纱的基色是背面的棕黄或棕红色，经薯莨反复多次上染，由表及里，棕色逐渐加深；而正面是经河泥涂覆与薯莨单宁反应生成的黑色涂层物质。面料正面的黑色并非纯粹的黑，其实是如水墨画般的墨色；又因黑色涂层较薄，在正面暗沉的黑中隐隐显出背面的棕黄或棕红色，使色彩更具灵动之感，蕴含丰富的层次和变化。同时，在胶质的涂层物质作用下，使面料表面略带皮质感，显出金属般的光泽[6]，凸显神秘感，透出时尚气息，使香云纱在服饰上的应用彰显另类、个性、与众不同的独特的审美韵味。

　　3香云纱服饰文化表征

　　现今中国在与世界文化交流碰撞之下，形成文化多元化的时代，现代人服饰审美素养不断提高，服饰文化欣赏能力不断提升。再者，中国经济经几十年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对高端服饰产品需求旺盛。因此作为高档丝绸产品的香云纱在现代服饰市场，给人们带来的不仅是地域性民族服饰产品的新奇感，民族的记忆，历史的回味，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香云纱服饰以深厚的文化内涵，以独特的服饰艺术审美价值体现了现代人较高层次的服饰审美心理需求。同时，香云纱作为传统丝绸面料，具有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意义，隐含着凝厚含蓄的大气和深藏不露的典雅，主要表现为含蓄，即一种内蕴丰富，不张扬的美，通过服饰产品传达出中国人内敛、含蓄的服饰文化审美价值观。

　　香云纱服饰文化传承保护的现实意义

　　香云纱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蕴含独特文化艺术审美价值，但在现代追求高效率的工业化时代，手工香云纱生产仍沿用地方独创传统手工艺加工，这种生产方式的生存环境是非常脆弱的，作为文化传承和保护更是刻不容缓，又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时尚的流行有着周期性的规律，市场追逐的时尚热点是此起彼伏的，香云纱服饰在时装市场上的热度也会逐渐减退，但作为传统服饰文化传承的意义却是恒久远的。民族文化，是民族的精神之所在，是中华民族的遗传基因，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对于香云纱的认识，要突破限于服饰商业产品的价值认识，还应有更深层次的对其文化价值的发掘和认识。喧嚣的商业市场终究会归于平静，针对某一具体服饰流行的一时性、短暂性而言，服饰文化流传才具有生命力。

从武术谚语看沧州武术的审美特征论文

　　摘要：通过武术谚语这种武术文化的重要载体，探究沧州武术的审美特征。沧州武术传承了中华武术意境深远的审美特色，具有天人合一的和谐之美、神形兼备的韵味之美、美善相济的内蕴之美；同时形成自己浓郁的地域风格，表现为异彩纷呈的博大之美、质实本色的厚重之美、独具一格的奇绝之美。

　　.Com武术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它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沃土，受古典哲学、美学、医学的润泽而博大精深。驰名中外的武乡沧州，武健泱泱，源远流长，是中华传统武术的重要发祥地与集大成之地，劈挂、八极、燕青、六合等五十余种拳械门派声名远播。沧州武术在传承民族文化的同时，形成了自己浓郁的民族风格和鲜明的审美特色，它以独特的风韵在中华武坛绽放光彩，这在沧州武术谚语中可以窥斑见豹。

　　一、意境深远：沧州武术审美的民族风格

　　中华武术被称为一种“诗意的技击术”，与西方拳击术相比，它更具艺术气质与审美魅力。不同于西方拳击“更快、更高、更强”的外在化超越，中华武术重内蕴，尚风神，强调内在的精神及伦理追求，讲究通过习武者的修炼而获得超越性的生命体验以及对天道自然、宇宙万物的体悟，其最高境界是意境。意境是中国传统美学中的核心范畴，往往指艺术领域中情景交融，虚实相生，韵味无穷的审美想象空间，是有限之艺术情景拓展出的生生不息的无限审美之境。沧州武术秉承了中华武术的文化精髓，追求由技入道，法无定法，意兴挥洒，自有形至于无形，以有限而为无限的脱化神明之境。沧州武术可观可悟，意境深远，主要体现为以下三方面的审美特征。

　　1、天人合一的和谐之美。沧州武术举手投足均有哲理，一招一式深富内涵，中国哲学无论道家的“道法自然”，儒家的“仁者爱人”，还是阴阳五行之说，都指向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之间的大和谐。《庄子·齐物论》中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认为天人本是合一的。武术与自然有深刻的渊源，沧州武术处处皆见师法自然的仿生特征。八极拳谚云：“虎一样威猛，熊一样镇定”；太祖拳谚云：“囚身似猫，抖身如虎，行似游龙，动如闪电”；六合拳谚云：“动如游龙，定如卧虎，迅如狡兔，灵如猿猴，轻似天鹤”。风雨雷电之自然变化，鸟兽鱼虫之生存技能，化其神，用其灵，都成为沧州武术中的奇能绝技，于是武来无不鸢飞鱼跃，虎虎生威，充满与自然的和谐之美。

　　沧州武术演练极讲究与环境、季候、时间的协调，习武须面南背北，择山林茂盛，奇观庄严之处，房屋洁净之区，依时“朝练寅，夕练酉”，闻鸡起舞，依季节“春发，夏放，秋收，冬藏”。正是由于与自然的契合，无论田间地头、村落庭院还是街头公园，无论是拂尘剑的“燕子穿林”，还是太祖拳的“金鸡独立”，沧州武者招招式式都体现出“与天地共生，与万物齐一”的神完气足与圆融大气。

　　2、神形兼备的韵味之美。沧州武林各派都讲究内外兼修，形神兼备。武谚云：“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手眼身法步，精神气力功”。形是习武者在武术演练过程中眼神、身法、姿式等外部形态以及疾徐、刚柔、虚实变化的节奏韵律；神是指习武者的技击理念与精神、意志，“以心行气，以气运身，意动形随”，武术的神韵就在于神形合一中所体现出的无坚不摧的功力与英勇威武的精神气势。比如太极拳，不同于外家拳的“以力制力，以快制慢”，其技击原则是“舍己从人，以柔克刚”，所以它的动作从容舒缓，呈太极双鱼图螺旋圆的运动轨迹，缠绕回环，粘连相随，不丢不顶，以退为进，体现出道家“有无相生，阴阳互化”的哲理。

　　沧州众多拳种都体现出虚实相生，刚柔相济的审美风韵。遵循阴阳辩证统一五行相生相克之理，技击中讲究动静攻守，收放进退的智慧，套路中讲究吞吐开合，快慢起落的节奏，演练中往往貌似柔弱却力发千钧，静若处子却有雷霆之迅，从容舒展与急切凌厉相随，刚健强悍与轻柔优美相间。如沧州功力拳，内练气功、外练劲力，讲究“气存于底，劲行于外”，绵长之力拧贴粘钻，以柔克刚，爆发之力撑冲砸闯，气势如虹，俊逸处风飘雪舞，厚重处虎啸龙吟，舒展而浑厚，形美而力强，达成了力与美的统一而独具韵味。

　　3、美善相济的内蕴之美。沧州武术之美，不仅美在闪展腾挪的姿态，出神入化的技法，更美在潇洒磊落的风神，义薄云天的气骨与精神。内修修气，气修凭德，“练武先修德”是沧州武术诸门派的共同修为。沧州八极门有“要学把式先学老实”的武谚，六合门有“十不传”的门规，“未曾学艺先学礼，未曾习武先习德”，沧州所有武人都把武德看成是习武的根基。千百年来，沧州武林豪杰惩恶扬善，保家卫国，行侠仗义，英名远扬。从“铁壮士”丁发祥、“神力千斤王”王子平、大侠霍元甲等众多英杰力挫外国大力士，扬国威振民心，到张之江等人创武馆，倡导国术，强种救国，从“大刀王五”王正谊参与戊戌变法，舍生取义，到抗战时期众多豪杰精忠报国，血染疆场，这种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绵延不绝，它是沧州武术之美的灵魂，是沧州武术的传承之根。

　　二、燕赵风骨：沧州武术审美的地域特色

　　古城沧州东临渤海，北临京津，始建于北魏，上古属幽州，西周属青州，战国时属齐、燕、赵国地，秦属巨鹿，三国属魏。燕赵之士，慷慨悲歌，尚义任侠，由于特定的地理历史文化原因，沧州武风独盛。燕赵风骨，历久弥盛，至民国初年，武名盛传南北。如今，在南有莆田，中有登封，北有沧州的.中华传统武术格局中，沧州武术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地域特色。

　　1、异彩纷呈的博大之美。沧州是传统武术的集大成之地，五十三种拳械门类风格各异，占全国武术门类的41%，涵盖了中国武术七大拳系，蔚为大观。六合、形意等内家拳脚精深微妙，燕青、劈挂等外家功夫彪悍刚猛。八极刚劲爆猛，“动如绷弓，发若炸雷”；形意迅猛雄悍，“起如风，落如箭，打倒还嫌慢”；戳脚灵活敏捷，“点腿如穿梭”；八卦虚实莫测，“八卦之法贵在有变”；青萍剑高雅洒脱；闯王刀刚猛奇特，异彩纷呈的各派武功构成了沧州武术的博大之美。

　　沧州武术的博大也体现为兼收并蓄，融会贯通的多元之美。沧州武林人士能够突破门派拘囿与民族信仰，功纳百家，广采博取，使沧州武术拥有了一种开放性品格。汉民王正谊为学六合拳，皈依回教；王子平先生师承各家，查拳、洪拳、弹腿、八极，皆具功力，练就了一身盖世武功；以贴身近打为特色的“开门八极”，秉承门户开放的“开门”理念，把华拳、太祖拳、太宗拳、飞虎拳等长拳纳入八极，开创了“文有太极安天下，武有八极定乾坤”的局面。

　　2、质实本色的厚重之美。受地域文化的影响，沧州武术在博大繁复中最终显现出刚健厚重的北地风格，重技击，讲实战，实而不华，招式上大开大合，腾挪跳跃，彪悍迅猛。比如沧州八极拳发劲刚猛，暴烈骤变，“动如绷弓，发如炸雷，势动神随，疾如闪电”、“晃膀撞天倒，跺脚震九州”；劈挂拳迅猛凌厉，大劈大挂，“双臂密如雨，劈挂赛抽鞭”，势如江河，一泻千里，体现出硬开硬打、刚猛豪放的特征。

　　沧州武术的厚重还意味着民间武术的质实与入世。不同于依托宗教的少林、武当、峨眉功夫，沧州武术不尚玄奥，是乡野武术，民间武术。武术之乡沧州，乡里坊间，藏龙卧虎，村头巷尾，武者甚众。沧州武术通过把式房这种具有典型乡村属性与强烈入世态势的形制组织传承，具有乡村亲合，平抑村社秩序，整合乡村社会关系，强势维护把式房关系，维护特定地缘与群体利益的作用。植根于乡村社会生活的沧州武术，少了深山古刹的神秘玄妙，多了乡野田间的生机与活力，少了高僧老道的超脱与高蹈，多了村落乡邻的质朴与担当。沧州武术刚健有为，积极入世，勇于担当的厚重之美，成为地方文化建设中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3、独具一格的奇绝之美。沧州武师创造了许多沧州独有的器械拳脚，别具一格。沧州疯魔棍棍式朴实，不崇花招，演练起来如疯似魔，独具魅力。许智明所创天然智通拳，融太极的定法，形意的直法，八卦的变法，通臂的柔法，南拳的活法，少林的迅法而兼具技击之奇与养生之妙。又如沧州人卢振铎所创拂尘剑，习练者左手持佛尘，右手持剑，剑法优美，变化多端，“如蛟龙戏水，似闪电掠云”，快慢相辅，刚柔相济，深受人们喜爱。王子平先生独创青龙剑，“骄若游龙，翩若飞鸿”，其中许多招式都被国家剑术比赛套路吸纳。沧州武术质实朴素，以技击为要，但朴中有鲜，平中见奇，绝招奇功比比皆是，武林传奇处处可闻，充分展现出沧州武术的奇绝之美。

　　博大精深的沧州武术是美之宝库，奇珍异宝璀璨夺目。透过“武术谚语”这面镜子，人们可以直观沧州武术中许多美丽的画卷，感受其深厚的美学思想。蕴含着丰厚的民族文化和美学思想的沧州武术，在时代精神的照耀下必将绽放更夺目的光彩。

苗族图式中造型的审美特征论文

　　糅进苗族女性精神与情感的审美特征

　　苗族图案艺术的载体通常是苗族服饰等生活生产中的物件，而其中的制作工艺基本上自古都是由女性完成。苗族社会中，妇女不但要参与农业生产，也要修习两样本领——女工和歌舞，如果刺绣纺织等做的不美，歌唱的不动听，即使人长得再漂亮再能干农活也会被人瞧不起。苗族社会相比汉族社会，具有更多的母系氏族社会风俗遗存。对女性的“才”要求也似乎比较全面一些。而苗族的歌与舞本身也带有巫术、氏族凝聚与纪念先祖历史的功能，是与苗族服饰等图案艺术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的，构成了一个严格、完善的系统。正因为女性意识在苗族审美观念中的作用如此之大，甚至可以说占据主导地位，所以就有理由从女性审美偏好的角度对苗族图案艺术进行分析。苗族女艺术家通常更专注于点线面与色彩搭配是否合乎规范与美观的搭配，这更加接近艺术创造的本质。由于苗族社会经历了较长时期的母系氏族社会遗存，苗族妇女对家族事务与艺术传统的影响力是汉族妇女不能比拟的。美丽、温柔、贤惠这些夸赞女性的美好形容词都是男权社会下强加给女性头上的，是以男性为中心的价值观在女性身上的心理投射，实际上在苗族社会中的女性由于享有更多的自由，如恋爱的自由与社会地位不似汉族妇女，从她们身上可以看到被民族传统压抑的汉族女性身上看不到的另一种女性性格，豪爽、像男人一样大碗饮酒，生活中行路高歌......在汉族地区待的时间久了的国人可能会讶异于苗族女子与汉族女子性格上的极大不同——更张扬，更坚毅，能挑起里里外外的一切重担。这些性格特点也反映在了苗族图形艺术中。

　　1.线

　　在用线方面，男性艺术家似乎更倾向于利用线来表达坚韧、制造紧张与舒缓的对比，表现张力。而在女性艺术家这里，线是表现圆融和谐的云朵边缘一样的边界线、女性本能的缺乏安全感，一般认为人际关系的和谐能比事业的成功对自己带来更大的成就感。所以作品中通常更加追求和谐而使人愉悦的氛围，而男性绘画中不乏相当纤细敏感的线，比如王冕的梅枝和赵佶的瘦金体，但是其柔韧锐利的侵略性气质是女性艺术中缺乏的。不管在现代中外女画家那里还是在苗族图案中也能体会得到。

　　2.团块

　　苗族图案艺术中的人物或动植物形象都通常具有圆弧的外轮廓，具有柔软的形象特征，这固然与刺绣等工具材料的特点有关，但是气氛依然是追求和谐愉悦的、不具有侵略性的'，而男性艺术中出现大大小小的团块时，通常是要表现体积对比中饱满的气势。即使表现体积庞大可怖的形象，如龙、狮子等，苗族女艺术家也随心所欲的根据画面要求进行大小与形体的安排，表现应该令人畏惧的形象时，才去的手法并不渲染恐怖，反而让对象具有一种憨拙可爱的气质。

　　3.重复

　　重复是平面工艺设计常用的一种基本手法，苗族图案通常都可以视为平面设计性质的工艺图案，所以惯于使用重复这一基本手段并非异乎寻常的。但是，应该注意的是，在苗族图案中的主要形象中，重复手法使用的极为频繁。这应该说与女性艺术中不突出对比而重视和谐有密切关系。

　　图案造型的寓意特征

　　苗族图案造型的特征是建立在原始简笔画的基础上的巫术宗教，以自然形态和稚趣古朴的手法，去表现它的形和内容。但它不是一种简单的原始造型，比如龙的造型，它是把生活中的鱼、蛇等形象融合在一起，它是心灵的图腾和宗教的需要，在苗族图式造型中，没有至高无上和威严、阴森恐怖的动物造型，却是充满想象的浪漫主义风格。是人的思想的寄托和原型，所以苗族图式造型的每一个内容都是有故事和思想的概括与抽离的艺术图式，简言之是含有祖先崇拜、农业意象、生殖崇拜等内容的巫神文化的程式要求。苗族图案艺术与巫术的关系源远流长，任何一个民族的早期美术作品都是与巫术活动有密切的关系，先有巫术意味与指向，后有美学上的意义。总结起来，苗族图案艺术与巫术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中主要包含四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关于祖先崇拜，苗族社会的最重要纽带就是亲缘关系，对于祖先的缅怀不仅仅是出于情感观念，更是凝聚民族向心力的重要环节，比如姜央崇拜和蚩尤崇拜，在苗族图案艺术中出现龙形象中像怀孕一样掏空放置人的形象，不是代表龙把人吃了，而是代表人驯服龙、战胜龙的骑龙形象，而这基本上都是赞颂姜央这一苗族传说中人类祖先的光荣事迹，又如纪念蚩尤的部分，传说蚩尤部落的图腾是龙、鸟与枫香树，而炎黄联军抓住蚩尤后以枫香木作枷锁锁住蚩尤以羞辱三苗，这些图腾纹样在苗族服饰图案中流传至今；其次是围绕农业生产、生殖崇拜与消灾祈福等意象的鬼神信仰，苗族崇拜龙和牛，农业意象是龙主水、牛主力的本体意识功能化、具象化。[2]苗族鬼神不分，万物有灵的观念下，信奉的鬼神数量多不胜数，且每一种都有专门的剪纸神像、祭品、祭祀方式和祷词，而苗族相信鬼神有善恶之分，使用正确的方式对待，就有良好的祈愿消灾效果；再次是有关图腾崇拜的范畴，在苗族人民的图腾形象中，是以多个形象组合在一起表现的，苗族人民对图腾形象的表现是可以多个同时出现的，[3]如苗族图形艺术中经常出现的牛、蝴蝶、龙、鱼等图腾形象，是带有图腾崇拜性质的运用，每一种都可以在以《苗族古歌》为代表的苗族传说中找到，每一种代表的意思也不同，如蝴蝶和鱼象征多子等；最后是对巫术祭祀活动进行装饰，增加神秘的氛围，最常见的是在例如鼓藏节等苗族重大节日中的装饰运用。

夏代玉器的审美特征论文

　　摘 要：原始玉器工艺发展到夏代，开始出现镶嵌、勾彻、浅浮雕和圆雕等琢玉技术，这就使得夏代玉器的造型和纹饰走向程式化和复杂化成为可能。几何直方的规整形状，出齿、安柄的细部造型，还有线面结合的构图，乃至浅浮雕式的立体纹饰，均强化了夏代玉器的艺术形式和审美意蕴，形成了匀称规整、多样统一、象征表意和凝重神秘的艺术风格，从而有效地实现了中国玉器主体审美观念从新石器时代“饰玉”向商周“礼玉”的过渡。

　　关键词：夏代玉器；线刻；浮雕；象征表意；凝重神秘

　　根据《史记》、《竹书纪年》等文献资料的记载和碳十四技术的年代测定，夏代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其年代可基本框定为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1600年，囊括了龙山文化晚期至二里头文化四期的中国早期文明。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为中心，并波及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夏县东下冯，内蒙古的夏家店，山东的岳石地区，陕西神木石峁遗址，以及内蒙古亦峰夏家店遗址的夏代文明，出土了丰富的石器、陶器、玉器、青铜器、骨蚌器、木漆器等原始器物，其中尤其是玉器，以其独特的玉料、精湛的工艺、多样的造型、别样的纹饰以及极富时代特征的艺术审美风格，充分展现了夏代先民的形式感、想象力和社会风尚，这些无疑构成了夏代玉器的基本审美特征。

　　一 玉料和工艺特征

　　与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为代表的北方玉器玉料以及良渚文化为代表的南方玉器玉料相比，夏代玉器所用玉料无论在外在色泽还是内在质地上，都表现出中原玉料独特的审美风貌。据考证，“古代中原地区用玉多为软玉，其结构一般为交织的纤维显微结构的闪透石－阳起石系列矿物集合体。玉的质料致密坚硬，外表又显示出柔润，体胎半透明而又具有光泽”[1]。夏代文化的典型代表——二里头遗址所出土的玉器就鲜明地体现了中原软玉的审美特征。二里头玉器玉料的来源有新密的“密玉”，属白玉；南阳独山的“独玉”，属青玉；还有淅川的绿松石等。因而制成的玉器有的呈乳白色，如二里头遗址四号坑出土的玉柄形器；有的呈淡青色、嫩绿色以及灰褐色等，如二里头遗址三号坑出土的绿色夹白斑的玉戈。这种五彩斑斓的玉料色泽正好满足了夏代先民多种玉器品种的制造。同时，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夏代，基本处于黄土高原地区，玉石作为山地的精英，自然有别于随手抟来的一捧泥土，故而成为某种神秘灵物的表象，承担着原始礼制统治的功能。夏代玉器也正是首先凭借这一玉料的外在特征和内在质地而一跃成为国家重器，承载着礼仪的功能，成为专制社会的代言。因此，夏代玉料以其纯美的色泽、温润的质地，以及神秘灵物的表象，体现了愉悦的艺术审美形式和神秘的宗教礼仪内涵的融合。

　　极具中原地方特色的二里头玉料同时也促进了夏代琢玉工艺的审美化进程。夏代玉器的制作工艺，由于青铜工具的引入，在新石器时代玉器打磨、刻纹、镂空、抛光的基础上，开始向着更加精细的方向发展，这主要表现在镶嵌、勾彻、浅浮雕、圆雕等工艺及其所形成的审美效果上。

　　虽然镶嵌工艺在新石器时代早已出现，如红山文化女神塑像中的嵌陶工艺，使得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显得自然、古朴。但真正能体现镶嵌工艺的高难度的嵌玉和嵌铜技术却是从夏代才开始的。如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镶嵌绿松石片圆铜器、铜牌饰以及绿松石片、云母片镶嵌漆器等镶嵌工艺不但均属首创，而且制作精良，尤其是镶嵌绿松石铜牌饰，其凸面为二三百块不同形状的绿松石片粘嵌成饕餮形兽面纹，极具形式美感，且营造出庄严神秘的氛围。与女神塑像的眼珠相比，它不仅在镶嵌物的数量上体现出优势，而且还开始讲究镶嵌中纹饰的构图。这不仅是夏代先民对不同质料器物驾驭能力的体现，也是他们对装饰的形式构图的审美追求，故而代表了夏代镶嵌工艺的最高水平，开启了后代青铜器镶嵌绿松石工艺的先河。

　　勾彻法的运用，主要体现为夏代玉器上的阴阳线刻纹。至二里头文化三期，夏代已出现被称作“砣子”的青铜质料的圆形琢玉工具，它一方面可以在玉器表面刻画出条条细阴线，另一方面在阴线沟槽的一个立面，向外扩展，形成较宽的斜坡面，形成阳刻凸纹。这种阴凹线和阳凸线的形成过程即玉器制作工艺中的勾彻法。夏代玉圭上精致的琢刻菱形雷纹带花纹以及玉柄形饰表面复杂的兽面纹、花瓣纹等纹样图案即为其见证，丰富了纹样的形式，且其精致性有效地提升了玉器的审美品格。

　　浅浮雕与圆雕工艺在夏代玉器的琢制中一般是搭配使用的。浅浮雕是在阴线刻纹的基础上凸出阳纹而使其具有立体的表现效果，一般用于纹饰的构图；而圆雕则多是为造型美观而使用的雕刻技巧，是整体形象的立体雕刻。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即可构成玉器纹饰和造型相搭配的整体审美艺术风格，如夏代玉柄形饰的制作工艺虽然综合了研磨削切、勾线阴刻、阳刻浮雕、钻孔、抛光等琢磨工艺，但最能体现其艺术风格的却只是两种：在柄形饰的四面用浅浮雕琢出繁复的纹饰，粗节用单线或双线雕成兽面纹，中节及顶部琢成花瓣纹，细节则有二至三周阳刻凸线纹；在柄形饰的四楞用圆雕技术琢出立体的造型，玉柄的四楞处为鼻梁，两侧为半张兽面，相邻柄面结合为一张完整的兽面。这样，浅浮雕与圆雕工艺形成了多样的纹饰图案和独特的立体三维造型，使得整个玉柄形饰柄面上的勾线饕餮花纹中点与直线结合得自然、流畅、舒展，造型和纹饰搭配得圆润、细腻，相得益彰。

　　总之，夏代先民在玉器制作工具和制作方法上的提高，尤其是双线浮雕纹样和兽面铜牌饰上的绿松石镶嵌工艺，有效地促成了夏代先民审美理想的物化，使他们的审美意识得到了较充分的展现。具体到玉器纹饰的雕琢过程而言，大致经历了由“勾彻法”向“浮雕法”演变，由平面线条向立体浮雕演变的过程。其实这正好体现了夏代纹饰雕琢工艺的审美特征，它一方面体现了夏代玉器雕琢工艺的提高，另一方面也充分地表达了夏代先民日益细腻的内心情感和审美理想。

　　二 造型与纹饰特征

　　极富中原特色的软玉材料和琢玉工艺，使夏代玉器的器形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征。新石器时代玉器的许多造型都还是模仿当时某些动物、植物、人物等现成实物而成形的，如红山文化玉龙、崧泽文化鱼鸟形玉璜等。到了夏代，玉器的创造则基本上走出了对自然物象的直观模仿，更多的是依据人们生活的审美风尚而进行其造型及细部处理的。夏代玉器在造型上趋于程式化，器形大而薄，以几何直方形为主，流行在玉器边缘装齿扉或安柄，并镶嵌异物，形成了自己的审美特征。

　　据后代史书记载，夏王朝是在战争基础上形成的，这也可以从出土的夏代玉器的器形得到验证。夏代玉器造型表现为:少祥和平静的模仿性装饰玉器，而多抽象的直方形兵器。玉钺为长方形或近圆形，玉圭为平首形，玉刀为长条梯形，尤其是多孔玉刀较以前更薄，更为长大、平滑。这些造型肖似兵器，至少与当时的“尚兵”习俗联系紧密，社会化的审美创造体现了其满足自身功能需要的理性化和观念化。夏代玉器的形制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开拓创新，一方面体现了人们对自然的直觉体验能力，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们对社会的抽象想象能力。除此之外，夏代玉器形制还有出齿，即在玉器两侧雕出繁复的齿扉，如玉璋滋乳而成的牙璋，其扉棱显得华美异常。程式化的造型使得玉器在既有质料美的基础上充分流露了夏代先民的审美理想和审美情感，体现了先民的理性创造精神和感性生活情趣。

　　夏代玉器的审美发展主要体现在纹饰上。由于玉材的创新以及几何直方形的平面化造型，尤其是青铜轮工具的引进和勾彻、浮雕、圆雕等工艺的运用，使夏代玉器的刻饰纹饰向多样化、复杂化方向发展成为可能，其独特的审美价值也获得了新的突破。

　　夏代玉器大多局部饰以平行或交叉的阴刻细线，并以此构成简略而精炼的纹饰构图。夏代玉器纹饰主要有直线纹、斜格纹、云雷纹和兽面纹，仅有少量的.动物纹和植物纹。其中云雷纹见于玉圭，兽面纹见于兽面纹柄形饰、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而直线纹、斜格纹见于玉刀、玉戈、玉圭等，这些简约的刻纹装饰，实际上是夏代先民承载和表达其观念和信仰的痕迹，不同的纹样和构图，代表了不同的文化审美心理。

　　细劲的直线纹、斜格纹是夏代玉器中最常见的装饰纹样，以平行的阴刻细线为其典型特征。斜格纹是由直线纹成组交叉刻成菱形状，整体上使图案更加紧密，强化了渲染的效果。如多孔玉刀两端，以及玉牙璋的内与援相接处就有成组的阴刻直线，线形细劲有力，深而直，使得玉器形象的美观化和礼仪性均得到了强化。

　　云雷纹在各种纹饰中尤为突出，用柔和的回旋线条组成的是云纹，有方折角的回旋线条是雷纹，二者配合，形成一种磅礴的气势和神秘的审美效果。该纹饰多饰于玉器两端的穿孔之间，两边再饰以阴线刻纹将其框住。如二里头遗址三区二号墓出土的玉圭，其二圆穿间有以细阴线刻划的菱形四方连续式云雷纹，琢刻精致，立体感强。夏代的玉圭一般用于社祭，礼云神。因土地需山川之气而致时雨，云行雷响方能有雨，故可是云雷纹以象征之。尽管要借助于“神物”，但其控制自然，驾驭天地的朴素人本意识和人的主体精神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显现。再如七孔玉刀，其近两端处也常琢竖直阴线纹与菱形云雷纹，风云雷电听其号令。

　　兽面纹为橄榄形眼眶，圆眼珠，宽鼻翼，阔口，这在龙山文化石锛上可找到源头，而且与新寨陶器盖上的饕餮纹饰极为相似，更是夏代大型绿松石龙形器头部的简化或抽象表现。兽面纹以象征手法夸大其头部，强调五官，尤其擅长抓住其眼部特征局部放大，作“臣”字形眼，钻圆圈眼瞳。该纹饰“主要突出它们的头、目、齿等主要器官的特征，省略不重要的细部或对其只作象征性的表现，重要细部圆润婉转的阳线”[2]，其中装饰趣味与象征趣味相得益彰，使礼的威严和审美的情感融为一体，后来更多地见诸商周时期的青铜容器。同时，这一脉相承的兽面纹饰的演变也彰显了夏代先民的宗教信仰和对龙崇拜的社会风尚。龙纹图案起源于远古的族徽，最早出现的是红山文化玉龙，而到了夏代，龙形兽面纹饰的手法和主题，经过长期的酝酿，已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模式，并且为帝王专用。

　　总之，夏代玉器的纹饰呈现为两种主要形式：一种主要以线条为主，采用线面结合的方法，构成整个玉器的平面纹饰图案，如细劲的直线纹、斜格纹，回旋的云雷纹；另一种就是浅浮雕式的立体纹饰图案，如立体感极强的兽面纹。纹饰上的线刻和浅浮雕更进一步突出了以上各种纹样的装饰功能和文化意蕴，对商周的玉雕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 艺术与审美风格

　　关于夏代玉器的整体艺术风格问题，杨伯达先生曾谈到：“从其前后玉器工艺美术的发展情况来看，夏代玉器的风格，应是红山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玉器向殷商玉器的过渡形态，这从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玉器可以窥其一斑”[3]。对此说法我表示赞同。一方面，夏代玉器的艺术风格承袭了新石器时代的审美风尚。就造型而言，玉圭的方形结构和钻孔的审美处理是龙山文化玉圭的延续，玉牙璋则是龙山文化铲形器的进一步完善化和复杂化，玉琮的方圆构形更是受到了良渚文化的深远影响。就纹饰而言，浅浮雕式的兽面纹，其橄榄形眼眶与石家河文化玉器相似，其宽鼻翼和阔嘴巴又直接脱胎于龙山文化石锛；另一方面，夏代玉器在继承新石器时代玉器的基础上形成的抽象直方的独特造型和神秘威严的兽面纹饰，又均系商周玉器制作的根据，对后代玉器的创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夏代玉器的过渡性风格十分突出。但我们若仅仅把夏代玉器的艺术与审美风格定性为一种过渡性，无疑是忽略了其特有的审美文化特征。至少，夏代玉器还体现了以下极具鲜明时代性的艺术与审美风格。

　　一是匀称规整性。对称、均衡、规范、平整，是玉器造型艺术具有审美价值的重要因素。夏代玉器的这些形式美感不仅体现在整体的结构造型设计上，而且也显现于局部的细微纹饰图案雕饰中。夏代玉器在整体构形时，为补充直方形在美观上的相对不足，常在两端装以繁复的齿扉以及饰以细线纹饰，它们均成对出现，且左右对称。最典型的是玉七孔刀，就造型而言，玉刀扁长呈梯形，上部背端相对厚而窄，下部刃端相对薄而宽，而且近刀背处镂有平行、等距的圆孔七个，使得上背下刃重量均匀得体。同时刀的左右两端又装有齿扉六对，显得极其对称；就纹饰而言，玉刀近两端处表面琢了竖直阴线纹与菱形纹，其下有两条平行阴线与刃相隔。整个玉刀在造型和纹饰的搭配上将夏代先民的审美形式感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二里头遗址五号坑出土的创新形玉钺，呈圆弧背，两侧逐渐外侈呈宽刃，每侧有扉牙两组，每组为三齿，呈对称状，刃呈莲弧形，分四段，左右均衡对称。另外，更多的玉戈、玉圭，以及装饰类玉器，其造型和纹饰也常显示出对称规整的韵律美和整体和谐的审美风格。

　　二是多样统一性。夏代处于中国国家形成的初始阶段。首先夏代诸方国的玉器受各地区文化生活的影响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方风格。如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夏代玉器多为装饰类的臂环、玉管等，而少礼仪器，呈现出祥和的氏族审美风味；陕西神木石峁遗址的夏代玉器则多璧、牙璋、钺和多孔刀等，形制和风格倾向于庄重和威严，使灵物与政权统治、等级礼仪紧密相连，巫术性与人文性相交织。同时，受特定时代和地区间相互交流的影响，夏代玉器又形成了统一的艺术审美风格。如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玉器在吸收陶寺遗址文化玉器祥和优美风格和石峁遗址玉器庄重威严风格的基础上，又融入了自身的王权等级色彩，形成了既庄严肃穆又装饰美观的大一统风格。与此相应地，中原二里头的主体审美风格又借助国家的统治王权向四周传播和辐射，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当属代表社会等级象征的牙璋、圭、钺等玉礼器，这类玉器的传播过程实质上也就是夏王朝礼制观念和审美风尚的传播过程。

　　正如杨伯达先生所说，“到了夏代，出现了第一个统一的中央王朝之后，玉文化的形式亦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遂而出现了统一的玉文化，或与地方玉文化暂时并存、对峙”[4] 。夏代玉器糅合了史前各地文化的诸多因素，其文化也必然是多元性和统一性并存的文化，其艺术风格也必然呈现出多样统一的审美特征。这种由多样趋向统一的玉器审美风格展现了夏代王朝的宏大审美情怀、独特审美趣味以及鲜明时代特色。如玉器器形一般大而薄，流行的齿扉装饰也由简而繁，且有了细劲的阴刻直线纹；异物镶嵌工艺开始应用于青铜器制造，十字纹青铜方钺上镶有多块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中的兽面纹由200多小块绿松石镶嵌而成，均代表了夏代这一独特时代的审美艺术风格。

　　三是象征表意性。宗白华先生曾经说过，“中国人的个人人格、社会组织以及日用器皿都希望在美的形式中，作为形而上的宇宙秩序，与宇宙生命的表征”[5]，这句话精要地揭示了古代器皿的象征性特征，夏代玉器也体现了这样一种象征表意性的艺术风格。首先，夏代玉器的一个典型特征是玉兵形器增多，这类玉器只是形制似兵器，而非真正的兵器。如数量众多的玉戚、多孔玉刀，以硬而脆的玉石为原材料，一般宽大体薄，也无使用痕迹，结合其特殊的纹饰以及两边的扉齿考虑，它们应为仿兵器形的非实用玉器，是一种象征权力和威武的礼仪玉器。另外，玉刀穿孔均为奇数，从一个到三个、七个不等，这可能与当时偏于阳刚之数的审美风尚有关。再如玉戈、玉钺等，也在这种特定的时代传达着等级礼仪的精神特质，并上升成为一种 “有意味的形式”。这些玉器的形式中积淀了社会的价值和内容，远非简单的实用器具所能比拟，是对外在自然的升华，具有高度的象征性审美价值。这一点，尤仁德先生在《古代玉器通论》中揭示得尤其精到：“二里头所出玉戈、玉钺和玉刀，都是作为‘兵杖’形式出现的，它们象征夏朝君王的军权及其在战事中的胜利与凯旋…….夏王朝是经过血雨腥风的长期战争才得以建国和巩固政权；它们所反映的是战争与征服的特殊文化形态，是促使王权强化的主要精神力量”[6]。一言以蔽之，在夏代，礼玉的形制已成为个体身份的标识码，也是社会地位尊卑的具体体现，它同社会意识形态有着明显的联系，充分展现了夏代玉器的象征表意性风格。

　　四是凝重神秘性。夏代的许多礼仪玉器，造型相对规整，它们凭借自身的高贵地位进入夏代先民生活之后，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的生产方式、生活习惯和社会观念；同时，后者又反过来促进了前者的发展，使玉器向着礼仪化和程式化的方向发展。夏代社会浓重的礼制风尚和等级观念，造成了其玉器所突现的人文意识之中始终笼罩着一层浓厚的庄重感和神秘感。“三代时，玉质礼器是贵族们的‘权杖’，朝享会盟，用以表征其身份地位；又是通神的礼器，用以祭拜神灵祖先”[7]。夏代玉器就兼有礼玉和瑞玉的双重身份，既带有朴素的原始崇拜的巫术色彩，同时又孕育着夏王朝等级身份的人文色彩。这尽管只是一种扭曲的人本意识观，但毕竟代表着其觉醒，人本意识打从娘胎里出来就带上了一种礼的枷锁，显得凝重而庄严。以夏代玉器的纹饰为例，由光素无纹向直线斜格纹再向云雷纹和兽面纹的发展，尤其是变形的兽面纹，两眼圆瞪，有一种狰狞的庄严美。这就使夏代玉器逐渐转为沟通天地的宗教法器和社会生活中的仪仗礼器，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夏代先民审美心理由朴素的自然观向极具抽象化的礼制观念的转变，从而形成了夏代玉器神秘化、庄重化的人文风格。

　　“形而下者谓之器”，夏代玉器集合了中原地区的玉材，开启了青铜工具雕琢玉器的工艺，形成了直方、规整的审美造型和独特而多样的纹饰图案，构成了玉器审美艺术中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外在形式；“形而上者谓之道”，夏代玉器同时又与先民的社会生活紧密相连，与他们的时代审美风尚相合拍，并且玉器的造型和纹饰本身就是这些精神内涵的物质载体，构成了玉器审美艺术想得到悟得出的内在意蕴。总之，考古发掘的夏代玉器既是具体的形而下的器物艺术形式，同时又反映了抽象的形而上的精神文化内涵，充分展现了夏代先民的审美形式感、审美情感和审美理想，将夏代玉器独特的时代审美特征再现于4000多年后的今天。

　　参考文献：

　　[1]郑杰祥.新石器文化与夏代文明[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377.

　　[2]杨伯达.中国玉器的发展历程[A].中国美术全集·工艺美术编·玉器,文物出版社,1986:8.

　　[3]杨伯达.中国玉器的发展历程[A].中国美术全集·工艺美术编·玉器,文物出版社,1986:6.

　　[4]杨伯达.中国和田玉玉文化叙要[J].中国历史文物,2002(6):70.

　　[5]宗白华.宗白华全集·第2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412.

　　[6]尤仁德.古代玉器通论[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2：84.

　　[7]郑淑萍.山川精英·玉器的艺术[A].美感与造形，三联书店，1992：2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