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关于穷人的名言

鲁迅杂文集:《穷人》小引

　　〔10〕　“富是使个人加强的”等语　见陀思妥耶夫斯基《手记·财富》。

　　〔11〕　丛芜　韦丛芜(1905—1978)，安徽霍丘人，未名社成员。译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穷人》等。

　　〔12〕　Constance　Garnett　康斯坦斯·迦内特(1862—1946)，英国女翻译家。曾翻译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人的作品。

　　〔13〕　Modern　Library　《现代丛书》，美国现代丛书社出版。

　　〔14〕　原白光　日本的俄国文学翻译家。

　　〔15〕　素园　韦素园(1902—1932)，安徽霍丘人，未名社成员。译有果戈理的中篇小说《外套》、俄国短篇小说集《最后的光芒》等。

　　〔16〕Dostoievsky’sLiterarscheSchriften德语：《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著作集》;Mereschkovsky’sDostoievskyundTolstoy，德语：梅列日科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托尔斯泰》。梅列日科夫斯基(E.`.XMRMaYTNIYJZ，1866—1941)，俄国作家，象征主义和神秘主义者。一九二○年流亡法国。著有历史小说《基督和反基督》、《保罗一世》等。

　　〔17〕癗曙梦(1878—1958)日本的俄国文学研究者、翻译家。著有《俄国近代文艺思想史》、《露西亚文学研究》，译有列夫·托尔斯泰《复活》等。

　　鲁迅是富人还是穷人?

　　近看鲁迅晚年书信，他对此都有明确的表述。这些表述，对于我们了解鲁迅的伟大人格及他的经济生活，是第一手的材料。

　　鲁迅很重视自己和文人的经济收入。他曾对友人说：“无论什么，总和经济有关，居今之世，手头略有余裕，便或出或处，自由得多，而此种款项，则需豫先积下耳。”“我想赠你一句话：专管自己吃饭，不要对人发感慨。并且积下几个钱来。”为什么鲁迅要重视经济收入和积一点钱呢?除了一般“防患未然”外，主要还是当时斗争的需要。他曾对日本友人说过：“我为了反抗政府，确实贮了一些钱，以备万一，使我即使被迫害，什么都不能做了，还能有饭吃。”“许多人毫无准备，一受压迫，大都不外屈服。”上世纪30年代初，国x党白色恐怖加剧，进步文人有被捕、被杀的，鲁迅几次避居在外，他写的书文，不仅过去的被禁，新写的也常不能发表，使他不断变换笔名，即使这样，还常被删削，因此他的经济收入大受影响。就是这种情况，因他过去“贮了一些钱”，所以生活还能过下去。他给友人信中说：“(近来)文稿很难发表，因压迫和书店买卖坏，经济上自然受些影响，但目下还不要紧”。 又说：“倘照现状生活，尚可支持半年，如节省起来，而每月仍有多少收入，则可支持更久。”

　　鲁迅于1927年秋天同许广平往上海同居后，至1936年逝世，这9年期间，他除开始几年受聘过蔡元培的“大学院特约撰稿员”而领每月固定薪酬300元外，其余全靠写(译)作为生。他去上海前给友人信中说：“我先到上海，无非是想寻一点饭，但政，教两界，我想不涉足，因为实在外行，莫名其妙。也许翻译一点东西卖卖罢。”又说：“到上海去。那边较便当，或者也可以卖点文章。”然而到上海后，他很快发现：“上海靠笔墨很难生活，近日禁shu至百九十余种之多”，“我能否以著书生活，恐怕也是一个疑问”。“以译书维持生计，现在是不可能的事。”因此他在给友人信中发出感叹：“其实在今笔墨生涯，亦殊非生活之道，以此得活者，岂诚学术才力有以致之欤?”

　　但不管怎么说，鲁迅毕竟是一位有影响的作家，作品容易发表，因此稿酬也多，生活总的还是优裕的。有研究者统计了鲁迅日记中这9年的经济收入，得出这期间鲁迅总收入为旧币7.8万多元，平均每月收入有700多元，合今天人民币二三万元 。有人据此认为鲁迅当属富人之列。

　　这是表面看问题了。

　　为了生计，不论严寒和酷暑，也不顾劳累和生病，他总是不停地在写作、翻译和编书

　　首先，鲁迅这点收入取得是非常不易的，且无保障。他除开始几年有“大学院”固定薪酬300元外，其它全靠辛苦写作和译作来取得。他在给友人信中说：“现在的生活，真像拉车一样，卖文为活，亦大不易。”鲁迅在一封信中又说：“我近来总是忙着看来稿，翻译，校对，见客，一天都被零碎事化去了”，因此，他的写作时间都只能在夜深人静之时。另一封信他说：“别的琐事又多，会客，看稿子，绍介稿子，还得做些短文，真弄得一点闲工夫也没有，要到半夜里，才可以叹口气，睡觉。”他给友人写信诉苦说：“老实说罢，我实在很吃力，笔和舌，没有停时，想休息一下也做不到，恐怕要算是很苦的了。”鲁迅晚年身体不好，时常生病，但为了生计，他还得去写作和翻译。有多封书信谈到了这种状况：“近来因为生病，又为生活计，须译著卖钱，许多事情都顾不转了。”“上海大热，昨天室内已达(华氏)九十五度，流着汗译《死魂灵》，痱子发痒，脑子发胀。”之前鲁迅曾向一位青年作家解释说：“今年也热，我们也都生痱子。我的房里不能装电扇，即能装也无用，因为会把纸吹动，弄得不能写字，所以我译书的时候，如果有风，还得关起窗户来，这怎能不生痱子。”“又在咳嗽，消化不良。我的一个坏脾气是有病不等医好，便即起床。近来又为了吃饭问题，在选一部小说，日日在读名著及非名著，忙而苦痛。”总之，鲁迅为了生计，不论严寒和酷暑，也不顾劳累和生病，他总是不停地在写作、翻译和编书，他真是“很苦”的了。

　　收入虽然不少，但负担重，用钱地方多

　　然而，就是这样，鲁迅还经常收不到稿酬和版税。他在给友人信中说：“我的'版税被拖欠得很厉害。”“我就从来没有收清过版税。”“我有三千余，与开明书店交涉至今，还是分文也得不到。”就是鲁迅亲自帮助建立的北新书局，后来也常拖欠鲁迅版税，以至有一阵子鲁迅要聘请律师，和北新打官司。鲁迅曾和友人说过，北新欠他有十七八万元。鲁迅逝世后，这位友人写文说：如鲁迅得到这批款子，就有条件易地疗养，还能活得长久些，贡献更大些。再有就是鲁迅写的书文，常被盗版。鲁迅给友人写信说：“上海真是流氓的世界，我的收入，几乎被不知道什么人的选本和翻版剥削完了。然而什么法子也没有。”就是鲁迅自己花钱印的书，放在书店里代售，“他们收下了，我也无此本领向他们收回书款，我自己印的书就从来未有不折本的。”“还有顶要紧的，是代卖店，他们往往卖去了书，却不付款，我自印了好几回书，都由此倒灶的。”

　　此外，鲁迅收入虽然不少，但负担重，用钱地方多。1930年年初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谈到：“我近来做事多而进款少，另外弄来的钱，又即被各方面纷纷分散，今又正届阴历年关，所以很窘急。”这“各方面”都指什么呢?首先是家庭负担。鲁迅说：“负担亲族生活，实为大苦，我一生亦大半困于此事，以至头白，前年又生一孩子，责任更无了期矣。”北京有母亲和原夫人朱安(和雇的佣人)要全部负担 ;上海自生了海婴后，也雇了两个佣人，负担更重了。还有鲁迅的亲属，有困难和急需用处时，鲁迅也要管。如鲁迅三弟周建人的两个孩子上学的学费，是鲁迅支付的。有一年，鲁母提出要在家乡修坟，鲁迅身边一时无现款，就给北新老板写信，要他将《桃色的云》和《小约翰》两书纸板带来，“设法集一笔现款，只好藉此设法耳”。其次是帮助人的开支。鲁迅给友人的信中曾说过：“凡是为中国大众工作的，倘我力所及，我的希望(并非为了个人)能够略有帮助。”被鲁迅帮助过的青年作家、画家以及其他人，真是多多。青年作家叶紫，一次写信给鲁迅，说他“已经挨饿了”，请鲁迅帮助问问他投稿的稿酬如何。鲁迅回信说，“已放十五元在(内山)书店，请持附上之笺，前去一取为盼。”青年木刻家何白涛从上海新华艺专毕业后即失业，他要回广东老家，但苦于没有路费，写信向鲁迅借钱，鲁迅回信说：“先生要我设法旅费，我是可以的，但我手头没有现钱。所以附上一函，请于十五日自己拿至内山书店，我当先期将款办好放在那里，托他们转交。”作家萧军、萧红也从鲁迅那里拿过钱救急，一次鲁迅回信说：“我这一月以来，手头很窘，因为只有一点零星收入，数目较多的稿费，不是不付，就是支票，所以要到二十五日，才有到期可取的稿费。不知您能等到这时候否?但这之前，会有意外的付我的稿费，也料不定。那时再通知。”萧军、萧红用了鲁迅的钱，感到“刺痛”，鲁迅回信说：“这是不必要的。我固然不收一个俄国的卢布，日本的金圆，但因出版上的资格关系，稿费总比青年作家来的容易，里面并没有青年作家稿费那样的汗水的用用毫不要紧。”此外还有捐助对“左联”及一些进步刊物，他不时都有过捐款。如一次鲁迅给“左联”办《文艺群众》刊物的徐懋庸写信说：“附上稿费收据三张，为印刷之用，乞便中往店一取为感。”等等。总之，正如晚年鲁迅在给母亲的信中所说的：“男为生活计，只能漂俘于外，毫无恒产，真所谓做一日，算一日，对于自己，且不能知明日之办法”。

　　上述“各方面”加在一起，鲁迅的收入就入不敷出了。我们在鲁迅晚年书信中，在谈到经济生活时，不时看到“窘迫”、“窘急”、“拮据 ”这些字眼，就不奇怪了。这使他的生活质量大受影响。如他在上海生活几年后，觉得环境不好，身体也日坏，一次他给友人写信说：“上海的空气真坏，不宜于卫生，但此外也无可住之处，山巅海滨，是极好的，而非富翁无力住，所以虽然要缩短寿命，也还只得在这里混一下了。”上海“一·二八”战事时，他的寓所突陷火线中，共中四弹，他携妇孺避入内山书店，友人劝他搬一更好地方，他信中说：“至于搬家，却早在想，因为这里实在住厌了。但条件很难，一要租界，二要价廉，三要清静，如此天堂，恐怕不易找到，而且我又没有力气，动弹不得，所以也许到衰不过是想想而已。”又说：“盖重营新寓，为事甚烦，屋少费巨，殊非目下之力所能堪任。”又如他的老母在北京，他晚年想去看望，也是怯于财力不能成行：“欲归省，则三人往返川资，所需亦颇不少，今年遂徘徊而终于不动，未可知也。”“本欲往北京一行，勾留一二月，怯于旅费之巨，故且作罢。”就是晚年鲁迅经常生病，医生和友人都劝他搬一好住处以利病情;或到外地疗养。但鲁迅为家中今后生计以及经济考虑，都不能成行：“我本想搬一空气较好之地，冀于病体有益，而近来离闸北较远之处，房价皆大涨，倒反只好停止了”。“(在苏联的作家萧三)力劝我游历，但我未允，因此后甚觉为难，而家眷(母)生计，亦不能不管也”。

　　这么说来，鲁迅不仅不是富人，还属于穷人之列了?也不是。鲁迅对自己总的经济状况曾有过明确的表述：“我的生活其实决不算苦。”“我不能说穷，但说有钱也不对”。“其实以现在生活之艰难，家中历来之生活法，也还要算中上。”应该说，鲁迅是一个以写(译)作为生的“自由职业者”，虽然生活不富裕，但还能过上“中上”的生活。这是当时时代使然。鲁迅这样一代文豪还只能过这样的经济生活，其他文人就更等而下之了。

　　解放后，文人作家进了“作家协会”作为“专业作家”给养起来，有“官本位”级别的固定薪金和各种待遇，生活是安逸不愁了(改革开放后，一些文人作家适应了市场经济，更有出千万、亿万富翁的)，但也出不了鲁迅这样伟大的作家和作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