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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萨缪尔森名言博弈论

2022-07-21 04:18繁星中文网

保罗萨缪尔森名言博弈论

对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中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融合进行思考的论文

　　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受到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关于研究方法论与哲学关系的外国文献很多，如西奥斯卡·兰格的《政治经济学》、斯蒙第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戴维·米勒的《开放的思想和社会:波普尔思想精粹》等。中国相关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增多，王曙光的《理性与信仰一一经济学反思札记》、黄少安的《经济学方法论的三个层次》、李增刚的《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几点思考》等。在中国经济研究领域，推崇逻辑推理、数学和计量等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而工具化经济学研究的倾向日益明显，人文精神缺失导致很多经济现象无法得到科学解释，随着经济学界重新关注人文精神，完全否定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的情况随之而生。本文通过梳理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对峙到融合的西方经济学方法论变迁史，阐释如何正确看待西方主流经济学派理论和方法论中的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对峙和融合并将其科学应用于经济研究。

　　一、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对峙与融合对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影响

　　1.西方经济学方法论变迁概述。19世纪以前，西方经济学没有系统研究方法论，西尼尔的《政治经济学大纲》和约翰·穆勒的《论政治经济学的定义及其适当的研究方法》让西方经济学家意识到方法论问题的重要;19世纪80年代，掀起经济学分析应采用抽象演绎法还是历史归纳法的第一次方法论之争;20世纪二三十年代，逻辑实证主义和波普尔证伪主义先后产生并掀起第二次经济学方法论高潮，投入产出分析法、经济计量、博弈论等先后诞生，经济学进入数理逻辑和动态分析时代;20世纪50年代，波普尔主义促使第三次方法论之争兴起，主要围绕经济学理论的现实和检验标准问题展开;20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研究掀起第四次高潮并进入成熟期;80年代以来，方法论转向多元化选择阶段。

　　2.科学主义对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影响。逻辑实证主义兴起于19世纪中叶，成熟于20世纪二十年代，是新古典经济学及其方法论的基础。要求检验构成理论的前提假设和推论来判断理论适用性。逻辑实证主义的“经验证实原则”利用历史数据对相关变量作回归分析，推动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它要求科学理论结构公理化从而引导了经济学理论结构的形式化：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采用公理化结构，标志新古典学派思想和方法论成熟;萨缪尔森的《经济分析基础》也遵循公理化要求，综合了最大化原理与一般均衡原理;从60年代到80年代，一般均衡理论形式化成为主流经济发展方向，阿罗、德布鲁等引入拓扑学和集合论建立模型，实现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完全公理化。波普尔证伪主义又称为“后实证主义”，批判实证主义，反对结构分析，认为科学理论只能被经验证伪，成为现代西方经学方法论基础;哈奇森把波普尔证伪方法论明确引入经济学方法论。后来，保罗·萨缪尔森和米尔顿·弗里德曼在经济理论现实性检验标准等问题如何运用证伪方法产生争执，引起经济学进入数理和计量等纯逻辑方法被广泛应用的工具主义阶段。

　　3.人本主义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影响。14世纪文艺复兴运动倡导人本主义，产生了主张总结商业资本家经验方法论证经济学的重商主义，使西方经济学逐步脱离宗教而获得独立;启蒙时代，关于如何控制利己方面，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认为依靠道德，而在《国富论》认为要依靠竞争机制，这种体现了当时非理性和理性在思想体系的`碰撞;19世纪初，西斯蒙第提出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旨在为人谋求福利;边际效用理论的拥护者提出经济规律是个人心理的外在体现，并进一步发展为人类经济活动受到欲望和避免牺牲的心理动机支配的，成为剑桥学派建立的基础;莱昂内尔·罗宾斯在《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中反对完全用自然科学方法论指导经济学研究，指出经济学假设应涵括更多人类心理因素，深刻影响了现代价格理论研究;20世纪中期兴起的历史主义学派运用案例分析和历史分析方法对科学史进行动态研究，强调从历史中把握科学;从波普尔证伪主义到新历史主义学派形成前的方法论也受到人本思想渗透，这种非理性主义倾向在当代博弈论中得到充分体现。西方主流经济学回归人性化，呈现非理性主义倾向。

　　4.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对峙与融合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影响。西方传统哲学中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在方法论上是对峙的，但人们逐步认识到自然科学的认识观和方法论蕴含着人类历史社会框架和价值观念，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进入相互融合的新阶段，这种融合以保持二者各自体系为前提，体现为随着20世纪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围超越传统范畴，经济学方法论呈现多元化趋势。由于经济学不具有自然科学的可重复检验性，单纯用数学和计量模型抽象化经济现象，得出的理论难以经受实践的检验。

　　与此同时，有些批判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的人否认探求经济行为规则的可能性，全盘否认建立在实证主义、证伪等方法论所取得的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和对解决经济问题所作的贡献，还有人认为博弈均衡状态的达成取决于非理性因素，博弈论是对理性主义方法论的完全推翻，这些观点是极端的：首先，对“理性假设”的质疑是有科学依据的，但在理性假设下把经济现象高度抽象建立数理模型有利于简化分析，且方法严谨;其次目前没有一种经济学说方法论可以在这些方面比主流方法论更好地分析现实问题，完全抛弃这一假设，否定可检验原则，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构架就失去了基础，经济学研究将变得混乱。

　　二、结语

　　经济学方法论反映了运用者的世界观和对经济学的认识，受到客观外部环境和个人主观因素的制约，各个学派关于它的争议可归结为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哲学思想的交锋和融合，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和理论体系，中国经济学界也应一分为二看待：

　　其局限性在于：

　　(1)经济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动态整体，把经济现象个别抽象进行静态分析的适用性有限;

　　(2)经济主体在信息掌握程度、知识构成等方面是不同的，经济学主要分析方法是选取代表性主体，解释力有限;

　　(3)经济行为很大程度受非理性因素支配。

　　其优点在于：

　　(1)抽象逻辑演绎可以极大简化复杂经济现象，研究工具严谨有效率;

　　(2)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受人本主义影响，但基础是理性主义，但却经历了多各发展阶段，每一次都取得新的突破和做出贡献;

　　(3)对博弈论的深入研究和广泛应用，反映了西方主流经济学自省到其理性假设前提的缺陷性后，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社会复杂性，弥补其传统方法论的不足。

　　所以，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是理性和非理性的统一，新的方法论建立在总结前人基础上，好的方法论是适应主客观因素，认识到“回归古典作家所秉承的人文精神，重新关注人，从而将理性主义与人文关怀加以融合，是经济学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西方经济学界中对理性主义的批驳，不是要用人本主义方法论替代科学主义方法论，而是经济学方法论多元化，在争议中互相发现问题，互相弥补，激励该领域创新，共同促进经济学理论建构，把握好这一方向，才能得到发现与解决经济学问题的新角度。

高中语文教学工具性和人文性的融合论文

　　摘要:语言是人类交际的主要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最基本的特点，但在实际的高中语文教学中，很多教师对工具性和人文性存在不同程度的认识偏差，淡化工具性而过于强调人文性，这是高中语文教学中存在的不合理方式。在语文教学中，只有达到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才能真正提高语文的教学水平。本文主要分析了高中语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的内涵、意义，以及阐述了高中语文工具性和人文性融合的策略。

　　关键词：高中语文；工具性；人文性

　　在语文学科中，工具性和人文性是相互融合、相互依存的。人文性滋养着工具性，工具性是人文性的强化和承载，工具性和人文性的有效融合可以提高语文的教学水平。因此，高中语文教学中，教师要采取积极的策略，实现二者的有机融合，从而提高语文课堂教学的时效性。

　　一、高中语文课堂中的工具性和人文性的含义和关系

　　（一）高中语文课堂中工具性和人文性的含义

　　新课程标准指出：语文是最重要的一种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重要的一部分，而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结合是语文的基本特点。语文的工具性主要是指学生对文学的句式、词类等基础知识的学习和掌握；语文的人文性是指文章的写作背景以及人文环境，主要是借助语文语言的学习和感悟，培养学生一定的文化素养和审美情操。

　　（二）高中语文课堂中工具性和人文性的关系

　　对于高中阶段学生的认知能力来说，他们的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在不断发展并逐步趋于完善。因此，教师要注重工具性和人文性二者的关系。在高中语文教学中，教师要将“知识”和“人文”有机地结合起来，让学生在掌握语文基础知识的同时，也能提高对文学的鉴赏水平和审美情趣。

　　１．人文性滋养着工具性。学生在掌握语文基础知识的时候是离不开人文性的，如在学习文言文的时候，很多词汇、句式与内容的理解都离不开文章的相关背景和相对应的人文环境。所以文章的写作背景是学生进行学习的前提和基础，学生借助丰富的文章背景资料，能更加方便地了解文章的内容，再增强对文言文词汇和句子的理解，会大大提升学生的学习效率。

　　２．工具性承载着人文性。语文的.人文性一般是抽象的，它的内容都包括在以文字为载体的文本中，如果脱离了语文的文字基础，学生就无法深刻理解文章的思想内涵。所以学生要想学好语文，就必须要有扎实的语文基础知识，这样才更有助于理解文章的内容和人文性。例如，在了解文言文《过秦论》的主要思想内容时，学生在教师的指引下认识了文章中的词、句式等基础知识，才能进一步深入了解文章的主旨大意以及文章的人文性和思想性。语文的人文性是需要在不断加强学生语文基础知识的积累上培养的，只有促使学生形成正确的学习习惯，接受人文精神的教育，才能提高他们的文学素养。

　　二、高中语文工具性和人文性融合的策略

　　在高中语文教学中，只有让工具性和人文性真正融合，才能达到良好的语文教学效果。

　　（一）加强学生和教师之间的课堂互动，营造良好的课堂氛围

　　在传统的语文课堂教学中，教师“填鸭式”的教学方式，使得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不高，很难达到工具性和人文性的融合。所以，课堂教学中，教师要加强与学生的互动，创设一定的问题情境，积极引导学生，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积极主动性，让他们独立地思考问题、解决问题，从而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

　　（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所以教师在语文课堂教学中要采用多种教学措施，如故事导入、类比导入以及问题引入等多种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加他们学习知识的动力，强化他们知识的积累。例如，在教学《念奴娇赤壁》一文时，教师可以为学生播放一些关于赤壁的景色或是关于赤壁的纪录片等，让学生身临其境感受赤壁的风光，激发他们学习的兴趣，从而有机地将工具性和人文性结合，最终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三）鼓励学生诵读

　　诵读在语文教学中有着重要的作用，诵读的过程不仅能够让学生积累丰富的语文知识，还能拓宽学生的视野。“书读百遍，其义自现”，教师要在语文教学过程中鼓励学生诵读文章，熟练掌握文章中的语文知识，并通过诵读来感悟文章中的人文精神，从而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陶冶人文情操，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学生的文学欣赏水平，最终达到语文工具性和人文性的有机统一。语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的有机统一要求高中语文教师要通过多种教学方法，充分地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热情，加强师生之间的课堂互动，这样不仅有利于学生掌握丰富的语文知识，提高学生对语文的鉴赏能力，同时还有利于提升学生的学习水平，最终促进语文课堂教学质量的提高。

　　参考文献：

　　［１］李莉．论高中语文教学工具性和人文性的融合［Ｊ］．课程教育研究，２０１３（２２）：２５－２７．

　　［２］张玉凤．浅论语文教学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Ｊ］．教育实践与研究，２００６（０４）：４７－４８．

　　［３］蒋恒．高中语文教学工具性和人文性的融合探究［Ｊ］．中学时代，２０１３（２３）：１５－１９．

“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论文

　　本文是小编整理的：“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

　　一、文明的话题

　　探讨全球化和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不是一个新的话题，也不是一个新的现象。今天我们经常说的“全球化”，其渊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西方（主要是英国）主导的世界各地不同文化之间的广泛接触和交往。对于这种广义的全球化趋势的关注与研究，也是从19世纪开始的，比如卡尔·马克思就关注过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和原始积累的过程。关于这方面问题的探索，一直是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等诸多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领域。

　　这种对于全球化、文明、文化的研究，不仅仅是一种纯知识性的探索，它已经成了解决人们面临的严峻问题的一门科学。当今世界上不同的国家、民族、宗教之间的各种交融和冲突屡见不鲜，全球化造成的矛盾和问题，对我们构成了多种多样的挑战，对此，国际学术界和思想界做出了种种反应。我本人近年来对“天人对立论”、“文明冲突论”等思潮的评论，就是对目前世界上发生的一些问题所发表的意见。

　　当今世界上，还没有一种思想或意识形态能够明确地、圆满地、有说服力地回答我们所面临的关于不同文明之间该如何相处的问题。不管是社会经济高度“发达国家”，还是大多数“发展中

　　国家”，在这个问题上，都同样受到严峻的挑战。这不是哪个单一的国家、民族或文明遇到的问题，而是一个全人类都要共同解决的问题。全球化的特点之一，就是各种“问题”的全球化。

　　二、时代的呼唤

　　近二三百年来，西方思想在世界学术界起着主导作用，但是在面对全球问题的时候，西方的一些基本思路，显现出很大的局限性，在解决某些问题的同时，又引发出一些新的矛盾。比如，近百年来，随着西方强势文化的扩张，“自我中心主义”在一些人的头脑里大大地膨胀起来，“西方至上主义”、“殖民主义”、“极端国家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等等思潮，成了上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催化剂，也是造成很多国际性问题的重要原因。时至今日，世界上极端主义和以暴制暴所造成的种种事端，依然摆脱不掉“以我为中心”的影子。

　　因此，我觉得要更好地理解今天世界上出现的问题，寻求解决全球化与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就必须超越现有的一些思路，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重新构建自身文明和他人的文明的认识，只有当不同族群、民族、国家以及各种不同文明，达到了某些新的共识，世界才可能出现一个相对安定祥和的局面，这是全球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一个挑战。

　　要认真深入地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就必然会碰到诸如文化、文明、人性、族群性等基本概念，会涉及到认识论和方法论这样更高层次的问题。比如在探讨文化交流时，常常会牵扯到对文化的基本定义；对各种文明的基础和特质进行研究时，也要谈到关于“人”、“人性”这些更基本的问题。事实上，很多人文学科的研究，比如人类学者对文化、传统的理解；社会学对于社会群体结构的理论；民族学对族群性的解释等等，都可为我们提供很好的思路，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

　　我提及这方面的话题，并不是说我已经有了某种结论，而是希望我们在探讨、研究问题时，要把眼光放开、放远一些；思路变得灵活、广泛一些，不要总局限在一些常识性的、常规性的和偏狹的框框里。在探索关系人类文明这样一个宏大的、长远的课题时，我们的思想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博大的包容性和历史的纵深感；要充分利用全人类的智慧，发挥多学科、跨学科的优势来进行研究。

　　人类每逢重大历史转折时期，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所谓“圣贤”，其实，这些“圣贤”就是那个时代所需要的，具有博大、深邃、广阔的新思路和新人文理念的代表人物。我曾经把当今的世界局势比作一个新的战国时代，这个时代又在呼唤具有孔子那样思想境界的人物。我确实已经“听”到了这种时代的呼唤。当然，今天的“圣贤”，不大可能是由某一种文明或某一个人物来担当，他应该，而且必然是各种文明交流融合的结晶，是全体人类“合力”的体现。

　　近年来，在讨论全球化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多次提到“和而不同”的概念。这个概念不是我发明的，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核心。这种“和而不同”的状态，是一种非常高的境界，它是人们的理想。但是要让地球上的各种文明，各个民族、族群的亿万民众，都能认同和贯彻这个理想，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为此，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我还提出了“文化自觉”。什么是文化自觉？简单地说，就是每个文明中的人对自己的文明进行反省，做到有“自知之明”。这样，人们就会更理智一些，从而摆脱各种无意义的冲动和盲目的举动。

　　后来，我又进一步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设想。这几句话表达了我对未来的理想，同时也说出了要实现这一理想的手段。我认为，如果人们真的做到“美美与共”，也就是在欣赏本民族文明的同时，也能欣赏、尊重其他民族的文明，那么，地球上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就达到了一种和谐，就会出现持久而稳定的“和而不同”。

　　三、经验性研究（empirical study）

　　研究文化和文明问题，可以有多种不同的视角和方法，不同的视角和方法之间可以互相支持和取长补短。作为一名从事实地调查研究的社会工作者，我想借此机会，谈一谈我在对全球化和文化、文明关系的研究中所采用的方法和体会。

　　我的学术生涯，大约是70年前从广西大瑶山开始的，那次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方法），对我一生学术研究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成了我后来学术研究的基本手段。

　　我提出这个问题，是想提醒大家关注和探讨全球化和文明的问题时，如何拓展我们的研究方法。今天，世界上发生了许多新的问题和现象，这些问题和现象，都是由不同文化相互接触、碰撞、融合而产生的，没有现成的答案可以解决。也就是说，用原有的思维逻辑，原有的研究方法来解决现在的问题已经不行了。要想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要回到现实社会生活中去，扎扎实实地做实地调查。要超越旧的各种刻板的印象（stereotype）和判断，搞清楚各种文明中的人们的社会生活，并以此为基础（而不是以某种意识形态体系为基础）来构建人类跨文明的共同的理念。这种研究的难点，在于研究者必须摆脱各种成见，敞开胸怀，以开阔的视角，超越自己文化固有的思维模式，来深入观察和领悟其他族群的文化、文明。在跨文化的交流和沟通中，构建起新的更广博的知识体系。

　　为什么必须要到现实生活中去调查呢？因为人类社会是复杂的、多样性的又是多变的、富于创造性的它决不是只有单一文化背景和有限知识和经验的研究者能够想象和包容得了的。所以研究者必须深入你所要了解的“他人”的生活中去观察、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实地调查的方法也反映出研究者的一种心态就是你是不是真正要去理解、接受“他人”的文化、文明这种心态正是今天不同文明之间交流的一个关键。深入到“异文化”中去做调查努力了解“他人”的语言、传统做到设身处地地用当地人的眼光来看待周围的事物这本身就是对“异文化”的尊重和对“异文化”开放的心态。如果连这种最基本的平等态度都没有还谈什么交流和沟通。可以说在我一生的学术生涯中我一直试图坚持走实地调查这条道路。当我七十岁获得“第二次学术生命”时虽然已经不可能像年轻时那样长期地、深入地去观察某一个具体的社区或社会现象但是我仍然每年要安排三分之一以上的时间到各地做实地考察这种实地考察使我受益匪浅。

　　四、心态和价值观

　　从学术史上说这种实地考察的实证主义是我在英国留学时的导师马林诺斯基在上个世纪初提出的。1914年1918年间马老师通过在西太平洋Trobriand岛上参与和观察当地土人的生活从而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构建了人类学功能学派的理论基础。他的这一贡献与其说是学术上的不如说是人文价值上的因为长期以来西方学术界流行的是以西方为中心的社会进化论思潮把殖民地上的人民看成是和白人性质上不同的、“未开化”的“野蛮人”。马老师却号召人类学者到那些一直被认为是非我族类、不够为“人”的原始社会里去参与、观察和体验那里人的生活。马老师使这些“化外之民”恢复了做人的地位和尊严。在马老师强调和提倡田野工作之前即使像佛雷泽这样的人类学大师在搞研究工作时也主要是依靠查阅各种游记、笔记、文献资料。这种大量利用间接观察、间接记录、多手转达的方法很容易因为观察者视角不一致、信息不连续和不完整使研究者做出错误的解释和结论。实地调查能够促使研究者深入到“社会生活”中去“参与观察”使“人类学走出书斋”取得超越前人的成绩。

　　要进行跨文化的观察体验还必须具有一种跨越文化偏见的心态。由某一种文化教化出来的人因为对“他文化”不习惯出现这样那样的误解、曲解对“他文化”产生偏见prejudice应该说是一种正常现象。但是作为一个研究者则必须具备更高的见识、更强的领悟力能够抛弃这种偏见。我特别提到一个“悟”字这个字在跨文化的研究中显得特别重要它不仅要求研究者全身心地投入到被研究者的生活当中乃至他们的思想当中能设身处地地像他们一样思考同时又要求研究者能冷静地、超然地去观察周围发生的一切。在一种“进得去出得来”的心态下去真正体验我们要了解的“跨文化”的感受。我认为在讨论全球化和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时具体的研究方法等技术因素并不是最重要的最要紧的还是研究者的心态。

　　其实我们平时常说的“凡事不要光想着自己要想到人家”这句话就很通俗地说出了在跨文化研究时所要持有的心态。这句话是中国人一个传统的、十分重要的为人处世的原则类似的“原则”在老百姓中流传的还有很多。我想这些“原则”应该是我们中华民族在形成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进程中融汇百川不同文明兼收并蓄而积累下来的宝贵经验这些经验或许能够对我们社会研究工作者提供有益的帮助。培养这种良好的跨文化交流的心态是提高每个社会工作者人文修养的一门必修课应该把这方面素质的提高作为对社会学专业学生的基本要求。如果再扩大一些我们能在一般民

　　众中也推行这方面的宣传教育其结果必然能够增进不同文明中普通成员之间良好的沟通、交流和理解。如果这种沟通、交流和理解能够有广泛的群众基础那么今天世界上诸多民族和文明之间的矛盾、偏见、冲突以及冤冤相报、以暴制暴等等就有了化解和消除的希望。

　　五、交融中的文明

　　近几百年来西方文化一直处于强势地位造成了其社会中某些势力的自我膨胀产生了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文化沙文主义、单线进化论等形形色色的自我中心主义的思潮。但与此同时在西方学术界也出现了像马林诺斯基这样的对西方文化中自我中心主义思潮进行反思和反制的学术流派。这种反思可以说就是“文化自觉”的一个表现。

　　然而直到今天西方社会中的各种势力和学术界各派别之间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和激烈的较量。从另一方面看非西方的各种文明在经历了几百年来的殖民主义、世界大战、冷战、民族解放运动等等磨练后其社会成员的思想和心理都起了十分复杂的变化产生了多种多样的社会思潮其中不乏与“西方至上主义”相对立甚至相对抗的思潮。这个状况被一些人称作是“文明的冲突”这种冲突已经影响到了今天的世界局势。目前所谓的 “恐怖主义”和“反恐斗争”就是这种“冲突”的表现之一。

　　几百年来主导世界的西方文化大量地传播到其他文明中随着时间推移世界已经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传播也变得越来越快了。然而文化交流是双向的在西方文化快速传播的同时西方社会也大量地汲取了其他文明的文化而且这种文化上的交融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这些被吸收的“异文化”经过“消化”、“改造”之后成了各自文明中新的、属于自己的内容并从宗教、政治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反映出来。可以说今天世界上不同文明之间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今日之世界文明已非昔日历史文献、经典书籍中所描绘的那种“纯粹”的传统文明了。因此我们必须改变过去概念化的、抽象的、刻板的思维方式以一种动态的、综合的、多层面的眼光来看待当今世界上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的关系。

　　六、中华文明的启迪

　　作为非西方文明主要代表之一的中国长期以来遭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欺压为了民族生存中国人民前仆后继、英勇斗争终于捍卫了自己的主权和独立。长期的遭受屈辱不断的奋起抗争如今昂首屹立在世界上的经历对中华民族面对全球化时的心态必然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当中国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高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加强“文化自觉”的反思使我们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状况摆正在世界上的位置。

　　“文化自觉”的含义应该包括对自身文明和他人文明的反思对自身的反思往往有助于理解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因为世界上不论哪种文明无不由多个族群的不同文化融会而成。尽管我们在这些族群的远古神话里可以看到他们不约而同地在强调自己文化的“纯正性”但是严肃的学术研究表明各种文明几乎无一例外是以“多元一体”这样一个基本形态构建而成的。上个世纪80年代末我总结了多年来研究的心得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观点试图阐明中华民族这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实体形成的过程。

　　在我们探讨全球化和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给了我们一些启示。我们知道古代中国人的眼里“中国”就是“天下”也就是被看作是一个“世界”。所以中国人常说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并不是现代西方人所指的一个“民族国家”的“统一”或“分裂”比如南北朝鲜、东西德国而是一种“世界”的分崩离析和重归“大一统”。

　　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分分合合纷争不断但是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大趋势是整个历史发展的主线而且即使是在“统一”的时期统治者在政治制度、宗教信仰、经济形态等方面仍然允许在某些地区、某一阶层、某种行业中保持它的特殊性。古代中国这种分散的多中心的局面究竟是因为怎样的内在机制、怎样的文化基础和思想基础才得以存在这样“和而不同”的局面有什么优势和劣势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哪些要素在这里边起了什么作用古代的中国人究竟是怀有怎样的一种人文价值和心态才能包容四海之内如此众多的族群和观念迥异的不同文化建立起一个“多元一体格局”的中国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刻思考和努力研究的问题。

　　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分分合合”的历程中终于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族群形成了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一体”。所以在中华文明中我们可以处处体会到那种多样和统一的辩证关系。比如早在公元前号称“诸子百家”的战国时期出了那么多思想家创立了那么多学说后来为什么会“独尊儒术”能够“统一”儒家学说中又有什么东西使它成为一种联结各个不同族群、不同地域文化的纽带从而维系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还有许许多多的族群在融入以“汉人”为主体的大家庭时是以一个怎样的机制使原本属于某一族群的'文化发展成由大家“共享”的文化我们都知道不同的宗教信仰之间怎样“友好共处”是一个比较复杂、棘手的问题

　　但是在中国历史上也有成功解决的范例。比如古代犹太人在中国的经历就是一个例子。人们通常认为犹太民族是一个宗教观念非常强烈的群体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相对宽松的传统文化的氛围里在中国的犹太人逐步融合到中国的社会中没有发生像在西方社会犹太人由于受到压制而不断强化民族宗教意识甚至发生冲突的现象。还有在辽、金、元、清的时候统治者在不同民族、不同族群的地区实行不同的行政制度因地制宜顺应当地民众的传统文化、信仰和习俗来进行统治。但是这种“顺应”又都统一在更高一层的“国”的框架之内。

　　这些例子说明中华文明的结构和机制在漫长的岁月中经过一代代先人在实践中不断的探索、积累、完善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当成熟的协调模式。这些事实充分体现了古人高度的政治智慧和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时至今日在我们的生活实践中实施的“民族区域自治”、“一国两制”等政治制度无不缘于厚重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华文明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内涵也有与“异文化”交流的丰富经验。我相信在今后中国越来越广泛、深入地融入到世界的过程中一定能为重构全球化和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做出应有的贡献。

　　七、跨文化研究的人文属性

　　人们常常把世界上不同文明之间如何相处的问题看成是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政治、军事、综合国力等方面的比较像是在做一种“力学”关系的分析。这样的分析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不全面因为文明、文化都是关于“人”的事情所以要搞清楚还得从“人”入手。文明、文化都是抽象的概念它们之间的关系不同于一般社会群体、社会组织这样的实体之间的关系。但是人们常常有一种倾向遇到文明、文化之间的问题的时候会不自觉地把当作社会实体之间的问题来处理。要知道文明和文化是具有浓厚情感、心理、习俗、信仰等非理性的特征它们之间的关系也不是靠着简单的逻辑论证、辩论、讲道理就能解决的。

　　我们大约都有过在处理涉及感情、心理、习俗等等这些问题时讲不清道理的经历。所以在处理跨文明关系、跨文化交流这样更复杂、更微妙的人文活动时就要求我们运用一套特殊的方法和原则最大限度地注意到“人文关怀”和“主体感受”。这是一项涉及到历史、文化、传统、习俗、文学、艺术等诸多领域里的以“人”为中心的系统工程。

　　在对跨文化的研究中理解“人”理解人的生物性、文化性、社会性人的思想、意识、知识、体验以及个人和群体之间微妙、复杂的辩证关系等等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人的上述特性通过交流、传播和传承可以成为群体共有的精神和心理财富并在这一群体里“保存”下来达到“不朽”成为“文化”的一部分。同样的道理不同文明、不同文化的人们之间也存在着这种交流、传播和传承。

　　从总体上说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是各个文明得以“不朽”的最可靠的保证。一种文明、文化只有融入更为丰富、更为多样的世界文明中才能保证自己的生存。人们常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是不错的反过来说只有世界的才是民族的才能使这个民族的文化长盛不衰也很有道理。所以文化上的唯我独尊、固步自封对其他文明视而不见都不是文明的生存之道。只有交流、理解、共享、融合才是世界文明共存共荣的根本出路。不论是“强势文明”还是“弱势文明”这是惟一的出路。

　　探讨文明和文化问题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价值观和信仰而这些又极容易转变成感情和心理因素然而在科学研究中一旦掺杂了这些因素就会产生巨大的阻力这是我们从事族群、民族、宗教研究的社会科学工作者都遇到过的问题因此必须构建一种超越常规的理念。我们不提倡用某一种文明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来解决不同文明之间的问题因为用一种文明的“标准”去评判另一种文明不管这种做法“对不对”实际上会让人感觉到这样做“好不好”。由于不同文明之间人们的认知体系有差别所以不同文明的人对同一个问题的看法常常会变得不是“是”与“非”而成了“好”与“坏”了。我觉得不管出于什么动机强迫别人接受一种本来不属于他们的价值观这种做法本身就含有欺压和侮辱人的性质。

　　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内容”常常会退居到次要的地位而“形式”会上升为主要的东西。我说的“形式”不是科学主义说的那种可以忽略的、外在的、表面化的形式而是人类学中所指的“仪式”、“象征”也即是“意义”。它在一种文明、一种文化里起着很重要的作用甚至是生死攸关的作用。不同文明之间的矛盾是不能简单地按照经济或功利的原则来解释的。中国古代有“不食周粟”、“苏武牧羊”的故事这些故事说明文明、文化的交往决不是简单的商品交易一个族群、一种文化不是物质利益就能收买也不是强力所能压服的。

　　当前世界上某些人常常有意无意地把不同文明、文化之间的关系直接与国家或民族利益挂钩这是一种加大甚至是激化不同文明之间误解和矛盾的做法。这些人在大谈“国家利益”的时候手里不断挥舞着文明、文化的大旗把chiluo裸的为“一国谋利益”的做法装扮成捍卫“某某文明”的“义举”把具体的国家利益之争混淆成不同文明之间的争斗。当然从广义上讲文化价值也包含在“利益”之中但它们并不是简单地连接在一起的这种随意的联系是不成熟、不理智、不准确、不负责任的表现。犹如我们不能把美国的国家利益等同于基督教文明的利益也不能把中国的国家利益说成是儒家文明的利益。

　　我们认为国家利益可以“一事一议”好像谈生意那样通过理性的协商来解决。如果把这种事情上升到文明、文化的层次里就会变成充满感情和心理因素的、非理性的问题。

　　一个国家不能自命为某一种文明的代表或化身说成是某文明的卫士各种政治集团也不该盗用文明、文化的名义制造民粹运动来为自己的政治利益服务。这种夹杂着经济和政治目的的“国家利益”会大大歪曲不同文明之间关系的本质造成恶劣的结果。

　　八、美美与共

　　从历史和现实中可以看到要想处理好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首要的条件应该是各自能够保持一种平和、谦逊的心态就是中国古人所谓的“君子之风”。前几年我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设想这是我的心愿。

　　要想实现这几句话还要走很长的路甚至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比如要做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也就是各种文明教化的人不仅欣赏本民族的文化还要发自内心地欣赏异民族的文化做到不以本民族文化的标准去评判异民族文化的“优劣”断定什么是“糟粕”什么是“精华”。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并不容易比如当今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历史上大多遭受过西方殖民主义的欺凌这些国家的民众由于受一种被扭曲的心理的影响容易产生两种截然相反的倾向一种是妄自菲薄盲目崇拜西方一种是闭关排外甚至极端仇视西方。目前这种仇视西方的状况似乎已经酝酿成一股社会潮流。从另一方面说作为强势文明的发达国家容易妄自尊大热衷于搞“传教”一古脑地推销自己的“文明”其实这样做会蒙住自己的耳目成了不了解世界大势的井底之蛙。中国的历史上也出现过“盲目崇拜”和“闭关排外”的现象。

　　希望今天的中国学术界能够彻底抛弃妄自菲薄、盲目崇拜西方或者妄自尊大、闭关排外的心理。中华文明经历了几千年积聚了无数先人的聪明智慧和宝贵经验我想我们今天尤其需要下大力气学习、研究和总结。当面对今天这种“信息爆炸”、形形色色“异文化”纷至沓来的时代我们需要认真思考怎么办全盘接受、盲目排斥都不是好的办法我们应该用一种理智的、稳健的不是轻率的、情绪化的心态来“欣赏”它。要知道不论哪种文明都不是完美无缺的都有精华和糟粕所以对涌进来的异文化我们既要“理解”又要有所“选择”。

　　这就是我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中国历史上有过这样的例子。唐朝的时候国家昌盛、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引起了邻国日本的关注派人来学习与唐朝建立了友好关系。他们把唐朝好的东西带回去丰富了自己的文化。这段历史表明当时的日本人是很有“鉴赏力”的善于“美人之美”因此获得了很多文化资源达到了“双赢”的结果。

　　当今地球上的人类应该比古代人具有更广阔的胸怀、更远大的目光对于不同文化有更高的鉴赏力拥有一个与不同文明和睦相处的良好心态。在这方面我们的先辈留下了许多包含了深刻哲理的宝贵经验。比如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强调的是人们“不应该做什么”而不是要求人们“应该做什么”又如“修己而不责人”、“退一步海阔天空”等等这样的格言都包含了克己、忍耐、收敛的意思。这些都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在形成的漫长岁月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中国人特有的一套哲学思想。为了人类能够生活在一个“和而不同”的世界上从现在起就必须提倡在审美的、人文的层次上在人们的社会活动中树立起一个“美美与共”的文化心态这是人们思想观念上的一场深刻的大变革它可能与当前世界上很多人习惯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相抵触。在这场变革中一定会因为不理解而引起一些人的非议甚至抵制特别是当触动到某些集团的利益的时候可能还会受到猛烈的攻击。但是当我们看到人类前进的步伐已经迈上了全球化、信息化的道路已经到了一个必须尽快解决全球化和人类不同文明如何相得益彰、共同繁荣的紧要关头这些抵制和攻击又算得了什么。

　　九、博采众家之长

　　当我们探讨和研究不同文明如何相处的时候必须充分了解和借鉴世界上各种文明做到博采众长、开阔胸怀、拓宽思路、启迪灵感。中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在探讨、研究中华文明的时候也要认真地理解和研究世界上其他文明的文化要“美人之美”。

　　近年来“欧盟”的统一进程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欧洲的社会经济发展一直在世界上扮演着“领跑者”角色所以欧盟的统一可以看作是在全球化背景和现代社会条件下欧洲不同文明、不同文化的国家在试图重新协调它们之间的关系探索如何共处的一个实例。当然欧洲的“统一”并不就是未来“全球化”的模式全球化并不是世界“统一”。地球上如此众多信仰不同、风俗各异的民族和国家情况远比欧洲复杂得多而且世界各地普遍存在着的严峻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等诸多问题决不是一个“模式”就能解决的。这个尝试和实践之所以引起我们的注意是因为它能为世界上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提供很多值得学习、借鉴的经验。

　　从人类学社会学的角度上看世界上所有的文明都蕴含着人类的智慧每一种文明都值得我们关注、研究从中汲取营养。比如像印度这样一个历史悠久民族、宗教关系极其复杂的国家在他们的传统文化中就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处理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并存的经验同样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强大的国家和各种强势文明诸如奥斯曼帝国、俄罗斯帝国、奥匈帝国阿拉伯文明、南美文明、非洲文明等等这些庞大的多民族的社会实体无不在解决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沟通和融合方面为后人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作为人类学社会学工作者我们应该以严肃、认真的态度不带任何偏见地深入研究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同时也应该下功夫研究其他国家、民族的历史文化以扩展我们的视野增强我们的想象力和创新能力为当今世界经济迅速“全球化”的同时建设一个“和而不同”的美好社会贡献力量。

以通为用论中风论文

　　论文导读:：通法释义。中风病病因病机。通法应用举隅。以通为用”论中风。

　　论文关键词：通法，中风，应用举隅

　　一、通法释义

　　通法有广义、狭义之别。狭义通法，乃指宣通郁滞、通利二便之法。叶天士提出了“凡病宜通”的治疗学思想，指出：“大凡经脉六腑之病，总以宣通为是”，“六气客邪，可通可泄”。故凡能祛除病邪，消除气血津液运行阻滞，协调脏腑功能的方法都属广义通法范畴1。

　　二、中风病病因病机

　　中风病是因气血运行障碍所致的以半身不遂、口眼歪斜、言语不利为主症，伴有或不伴有昏仆的一种病证，其主要病机是“不通”，主要病理因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虚中风病大多与“虚”有关。“虚”责其脏者，应为肝肾。《临证指南医案·中风》：“精血衰耗，水不涵木……肝阳偏亢，内风时起。”肝肾亏虚是中风病的病理基础2。因虚致瘀，因虚生痰，因虚阳亢，因虚生火，因虚生风是中风病变的必然结果。

　　风有内风和外风之分。气血不足，脉络空虚，尤其在气候突变之际，风邪乘虚入中，气血闭阻，发为中风。风为百病之长，风邪鼓动，气机逆乱，加重脏腑功能失凋，气血津液运行失常，致痰浊瘀血内生；另一方面，招致外邪乘虚，火热、痰瘀、浊毒等实邪由此而生，从而表现出实邪为主的证候特点。内风的产生主要见于肝阳化风及气虚生风。“诸风掉眩，皆属于肝”，肝为厥阴风木之脏应用举隅，体阴而用阳，肝肾阴虚，水不涵木，肝阳化风而发病。

　　火引起中风之火为“五志之火”，多为心火、肝火3 。心主血，五行属火；肝藏血，体阴而用阳，主气机疏泄，气机之升降出入正常与否与肝脏关系密切。有资料表明4，中风病的发病年龄多在40岁以上，其中45岁至60岁为高发期。这一年龄阶段的人多承担着重大的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容易受七情所伤。五志过极，心火暴胜，可引动内风而发卒中；或长期烦劳过度，精神紧张，虚火内燔，阴精暗耗，日久导致肝肾阴虚，阳亢风动；素体阳盛，心肝火旺之人，亦有遇怫郁而阳亢化风。

　　痰《丹溪心法·论中风》指出：“东南之人，多是湿土生痰，痰生热，热生风也。”嗜酒肥甘，饮食失节，损伤脾胃，聚湿生痰；或肝阳素旺，脾运失司，内生痰浊；或肝火内炽，炼液生痰；或情志不畅，忧郁恼怒，肝气郁结，气郁聚液生痰；或气郁亦可化火，炼液生痰，最终成为中风病的发病基础，形成中风。痰热重者，阻在中焦，浊邪不降，致腑气不通。

　　瘀瘀是指瘀血与郁滞。瘀血的形成，可因气滞、气虚、血寒、血热等使血行不畅而致论文的'格式。《内经》指出：“血菀于上，使人薄厥。”郁滞主要是指脏腑气机的壅滞。中风初起，肝气横逆，气机失调，气血逆乱，脏腑功能失调，郁滞遂成。脾胃郁滞则痰浊内生；肺气郁结则宣降失司，腑气不通，腑实以成。尤其腑气不通在中风病的病变过程中占重要地位，其作为一种病理状态持续存在于中风病的演变过程中5。

　　综上，中风病的病理性质为“本虚标实”。“本虚”是指肝肾阴虚、气血虚少；“标实”是指风、火、痰、瘀等实邪的存在。基本病机为阴阳失调，气血逆乱，脉阻窍闭，不通为病。

　　三、“通”与中风病

　　脑为元神之府，是清灵空窍。若有热、瘀、痰等邪气侵扰，则清窍失灵，发生病变。《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曰：“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曹永康教授认为：当猝然昏仆，痰鸣肢掣之际，气之与血，并走于上，机窍闭塞，壅而不通，不论风也、火也、瘀也，悉奔于上，冲激犯脑，总属“留而不去应用举隅，其病为实”，治疗大法当在“通”字6。因此，治疗上宜通腑化浊开窍，活血化痰通络，使气血得畅、脑窍得开、脉络得通，且可防止中风的再次发生。故通法与中风病的治疗密切相关。

　　四、通法应用举隅

　　通补法

　　中风病多因肝肾阴虚，水不涵木，浮阳上亢，虚风内动所致，以肝肾阴虚为本，故滋补肝肾，以补助通是治疗中风病的根本大法之一。《临证指南医案·中风》：“精血衰耗，水不涵木……肝阳偏亢，内风时起，治以滋液熄风，濡养营络，补阴潜阳。”清·张山雷提出“养水滋肾一法,虽非治疗猝中之急务,然是治肝阳必不可少,以补肾为治肝之木,故在潜镇摄纳之后,气血既平,痰浊不塞,徐图滋养,以固护根基,而肝阳可无再动之虑,亦此证中善后之要着。”且中风病日久，痿废不用，反复发作，损伤正气，耗伤阴血，脉络瘀阻，无以温煦充养肌肤筋脉而成痿证。如《宣明论方》中治疗“肾气虚厥，语声不出，足废不用”的地黄饮子以补益肝肾、摄纳浮阳、开窍化痰。六味地黄丸亦为补益肝肾阴精的良方。但需注意，因虚而补不可过于腻滞，须与通补，寓通于补，以顺脏腑之性7。

　　通腑法

　　腑气不通，痰瘀之邪积滞胃肠，阻滞中焦，气机不利，胃肠浊热不得外泄，更助肝阳痰火之势加重病情，亦可诱发再次中风。清代张锡纯发现，大凡中风病人多有大便燥结不通之证，并认为“是治此证者，当以通其大便为要务，迨服药至大便自然通顺时，则病愈过半矣”。因此，对于腑实不通的患者，应急用通腑法。刘河间在《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中风论》中提出“若忽中腑者，先以加减续命汤，随证发其表；若中脏者，则大便多秘涩，宜以三化汤通其滞”，“内有便溺之阻格”者可用三化汤以及大承气汤、调胃承气汤治疗。具体有通腑泄热法、通腑化痰法、通腑化瘀法8等。现代研究表明，通腑法治疗中风病具有以下作用9：①改善血液循环，尤其改善微循环②机械刺激，促进了胃肠功能③促进新陈代谢，抑制毒素，排泄毒素④消炎抑菌⑤醒脑促苏醒，能够降低颅内压，减轻脑水肿，使上逆于清窍的浊气下降，邪有出路，调整脏腑逆乱之气机。

　　祛风通络法

　　辛散外风

　　气血不足，脉络空虚，风邪乘虚入中，气血闭阻，发为中风。《本草纲目》谓：“偏枯者，手足为邪气阻塞脉道而然。”祛散风邪、宣畅气血为治疗中风的主要方法之一。《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指出“（大秦艽汤）六经中风轻者之通剂也”。唐·孙思邈小续命汤亦为驱散外风的常用方，正如《成方便读》所说：“此方所治之不省人事，神气愤乱者，乃邪气骤加，正气不守之象”。清代名医罗天益治疗中风重视风药的应用应用举隅，羌活、防风使用频率最高10。现代研究表明，祛风药不仅治风，而且治血，具有宣畅气血、祛瘀通络之功，扩张脑血管，改善血液循环，活血抗凝且有降压作用11。

　　平熄内风

　　年老肝肾阴虚，肝阳上亢，风阳上扰，挟痰走窜经络、脉络不畅而发为中风。《难经·十四难》“损其肝者缓其中，损其肾者益其精。”故对肝肾阴虚，风阳上扰型中风，治以滋阴潜阳，平肝熄风为法。张锡纯认为宜导引气血下行，使之归于平复乃创镇肝熄风汤。方中重用牛膝引血下行为君，意取高屋建瓴以利上冲气血下行。生赭石、生龙骨、生牡蛎、生龟板具镇肝降逆之功。亦可选用天麻钩藤饮、羚角钩藤汤等，《素问》：“诸风掉眩，皆属于木。故天麻入厥阴之经而治诸病。按罗天益云：眼黑头旋，风虚内作，非天麻不能治。天麻乃定风草，故为治风之神药”。《纲目》：“钩藤，手、足厥阴药也。足厥阴主风，手厥阴主火，惊痫眩晕，皆肝风相火之病，钩藤通心包于肝木，风静火熄，则诸症自除”。对于肝胆湿热者，合用龙胆泻肝汤加减。

　　理气活血法

　　元代危亦林《世医得效方》指出：“人之有生，血气顺则周流一身，脉息和而诸疾不作论文的格式。血气逆则运动滞涩，脉息乱而百病从生”。张云鹏认为：中风虽有因于风、痰，火、虚种种，但气血为病则一，病机可概言为“气血逆乱”12。论治法，张老认为要始终抓住气与血。气血逆乱主要责之于中焦肝脾13。肝脾二脏位居中焦，为生命活动之枢纽，故气血调理之要，重在畅利中焦肝脾。临床上多选用小柴胡汤、柴胡疏肝散或血府逐瘀汤等。方中柴胡主升，入肝胆经，《滇南本草》“行肝经逆结之气”；枳实主降，入脾胃大肠经，行气消积，又善治痰。柴胡配枳实，一升一降，能升清降浊，疏达阳气开阖以运枢机。川芎辛散上行，入肝胆经，行气活血，为血中气药；当归辛甘归肝脾经，既补血活血，又可芳香行气；水蛭苦能降泄，咸能走血，入肝经血分，活血通络。补阳还五汤中重用黄芪，在益气升散的基础上可疏通经脉14。张璐曰：“（黄芪）性虽温补，而能通调血脉，流行经络，可无碍于壅滞也”。

　　豁痰开窍法

　　《丹溪心法·中风》云：“湿土生痰，痰生热，热生风也”。丹溪云“中风大卒主血虚有痰，治痰为先，……痰一化，窍自开，络自通，风自灭。”故以化痰通络为治疗大法。常用半夏白术天麻汤、二陈汤、涤痰汤或黄连温胆汤应用举隅，方中“半夏、南星皆治痰药也。然南星专走经络，故中风麻痹以之为向导；半夏专走肠胃，……尤善治脏腑之湿痰。”茯苓、白术入脾胃经，健脾渗湿，以杜生痰之源；贝母、竹茹，燥湿化痰、清热除烦；枳实、陈皮行气除痞，化痰消积；石菖蒲、胆南星化痰开窍、熄风定惊；人参、甘草补气健脾渗湿，使脾健而痰无所生。

　　五、小结

　　以上治法，虽分开论述，但并非孤立，而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肝风得熄，结痰势必力孤，妄动之血得行常道；瘀血一去，血液得行，肝风得敛，痰液亦无处可停。且中风病本身病机比较复杂，因此，临床多法合用效果尤佳。五法中，虫类药皆受欢迎，因其活泼灵动，性善走窜，上行下达，搜剔络道，络道一通，瘀滞得去，痰浊易除15。此外，中风之人多有肝肾阴虚，患病日久，必耗伤气血，虚象多见，以致邪留经络，故须扶正祛邪并举16。气血运行失常是中风病的始动因素，继而导致瘀、痰、风、火等病理因素。故临床注重调理气血，尤重在畅利肝脾17。

　　参考文献

　　1王邦才.通法发微J].中国医药学报, 2003,18（3）：157-159

　　2刘英姿,过伟峰.中风病机学说渊源探究J].中西医结合心脑血管病志,2009,7(6):732-733

　　3王剑锋,王晶,李小黎,侯秀娟.气血在中风发病中的作用J].河南中医药学刊, 2001,l6(6):2-3

　　4代点云.天麻钩藤饮治疗中风病临床体会J].医药论坛杂志,2008,29(20):75-76

　　5肖琳.急下通腑法在中风病急性期的应用体会J].中医药学刊,2005,23(9):1736

　　6宋大桥.通腑泻浊法在中风病急性期治疗中的运用J].中医研究2005,18(2):42-43

　　7王邦才.通法发微J]. 中国医药学报, 2003,18(3):157-159

　　8林海飞.浅谈中风病应用通下法J].中医杂志,2002,43(4):305-306

　　9高彩霞,孟磊,王中原.攻下法治疗中风体会J]. 2004,24(10):56-57

　　10赵锐,王琳,李成文.罗天益治疗中风浅析J].河南中医,2005,25(10):24-25

　　11窦淑荣,周绍华,梁瑞文,等.秦归活络口服液治疗急性脑梗塞的临床与实验研究J].中国中药杂志,1998,23(12):750-752